回顾过去25年， 葛玉修曾260多次去青海湖、25次到三江源、15次赴可可西里，拍摄野生动物及生态图片20多万幅，从一名生态环境变迁的记录者，逐步成为坚定的环保志愿者。也在这数十年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青海省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愈发重视，以及为此做出的一些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摄影：谢恩德）

从长江、黄河、澜沧江、黑河流出青海的断面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到青海湖湟鱼数量从3千吨达到了10.4万吨，再到在三江源、祁连山地区，雪豹、棕熊经常出没，曾经绝迹的荒漠猫、豺、金钱豹开始现身……葛玉修是这些变化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2021年的六五环境日，葛玉修与中科院院士魏辅文、中国奥运首金获得者许海峰、央视主持人鞠萍、中新社总编辑王晓晖等9位同志一起，受聘为2021国家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

在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这些了不起的改变中，最令他牵挂和自豪的，要数中华对角羚已恢复到近3000只。

对于中华对角羚，葛玉修仍有一个放不下的心结，为此，他依然在不遗余力的奔波、谏言，推动改变中。

“中华对角羚，不应该再被称为普氏原羚！”葛玉修对此有着认真的考据和理由。

普氏原羚是中华对角羚这一物种被发现之初获得的命名。它们是中国特有的哺乳动物中数量最少的物种，系中国甚或世界上有蹄动物中处于最濒危的物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国家林业局2000-2005年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5大工程之一。

（摄影：葛玉修）

1997年，葛玉修幸运地成为第一个拍摄到普氏原羚的人。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名称的不妥，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对幸运捕捉到这一难得物种镜头的喜悦。

“当时普氏原羚仅存不到300只，比大熊猫的数量还要少，便撰写了《救救我吧，普氏原羚的呐喊》呼吁保护，文章在《青海日报》、《西宁晚报》发表后，引起反响。一位熟悉的领导拉着我的手说：‘这不就是黄羊吗？’‘它可与湟鱼一道救过青海人的命’。我想：中国的物种，叫个外国人的名字，当地人都不知道，这是极大的悲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葛玉修依然难掩失落。

后来他进一步考证了解到，普氏原羚因被沙俄自然博物学家普热尔瓦尔斯基发现并推向世界而命名。有人说是普氏首先发现，按照物种命名的规则理应如此。但葛玉修认为，该物种已经在这块地方存活了数万年，并有了“黄羊”、“滩黄羊”的称谓，而由于当时的中国在世界地位低下，没有话语权，中国的这种黄羊就理所当然地用其姓氏命了名。

“特别要说明的是：普氏是披着探险外衣的强盗，其真正身份是沙俄职业情报军官。他不仅窃取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绘制了中国地图，大肆掠夺中国西夏文物、动物标本，还凶残地在果洛杀害了40名藏族同胞。”这是葛玉修的另一重考虑。

（摄影：葛玉修）

考虑该羚羊为中国独有，雄性长着一双相向对弯的黑色犄角，广泛征询学界专家的意见后，葛玉修提出了增加中文名字“中华对角羚”的建议。在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华对角羚的名字越叫越响，“中华对角羚”已见诸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媒体，还成为两项国际赛事的吉祥物。《人民政协报》2017年 12月20日刊发了青海省政协原副主席鲍义志先生撰写的“嗨.中华对角羚”长文。2020年的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秘书长张周平先生提出了“规范本土物种名称，增强文化自信”的提案，指出：在中国境内，生物物种“洋名泛滥”，本土化的命名微乎其微，让国内的人民群众有认知上的错误和偏差。本土化名称科学纠偏的典型案例之一——“普氏原羚”的名称改为“中华对角羚”，既体现中华特色文化，又有强烈的民族情结。

虽然物种更名的建议得到了多方支持和采纳，但更名的过程并不顺利。

从2021年起一直到现在，葛玉修发现，个别媒体又开始广泛使用普氏原羚这一名称。“我多方询问，了解原因，最后了解到的原因是‘联合国对青海称中华对角羚提出了抗议’。”对这一颇为匪夷所思的说法，葛玉修的反应是，如果真的是联合国开始关心这一物种的名称问题，那对物种保护来说，反倒还是一件好事呢。但多年的环保经验告诉他，这应该是毫无根据的流言。

为此，葛玉修特意咨询了国家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中科院相关领导和同志，他们均称，没有接到和听说过联合国有什么抗议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甚至有人戏说“是你们青海人自己在抗议吧！”

现在，葛玉修依然在为中华对角羚“正名”的路上不断奔波。在他看来，尽管普氏在自然领域有较大贡献，但在中国是有罪的，在我国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再称带有殖民色彩的“普氏原羚”名字，不合时宜，如鲠在喉。应该象“青海湖裸鲤”取代“普氏裸鲤”一样，叫响中华对角羚的称谓。

（注：葛玉修，一名有着49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70年从山东曹县参军到青海，1994年转业，2014年在青海银监局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