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绿色供应链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讨论，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共同承办。

以下为开幕环节嘉宾发言实录摘编：

翟桂英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

全球价值链越来越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绿色价值链安全、稳定和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绿色复苏基础。追求保护自然和经济发展双赢的背景下，全球绿色价值链为促进经济韧性发展、应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策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全球目标和治理新机制将对绿色价值链的构建带来新机遇和新动力。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和第二大进口国，在绿色价值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中国提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建设生态文明，全球绿色价值链与中国当前这些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实现目标和任务提供了重要路径。为寻求推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中国方案，我们相聚在国合会的平台，利用好这个好的平台邀请委员和专家们共议全球绿色价值链的顶层设计、协调机制和行动机会，为中国的环境与发展出力献策。

穆雷玛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

中国即将举办的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恰逢其时，相信生态文明这个主题能够推动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需要的转变，也相信国合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国合会对于公约也十分重要。

公约及其196个缔约方在过去两次缔约方大会中一直呼吁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及融资。我们需要携手推动变化，关注社会、经济、教育、技术等领域转型。我们需要讨论，如何能够通过推动供应链循环发展，避免生物多样性损失，恢复自然资本。

要采用系统性方法，不只是考虑经济和环境因素，还要考虑土地利用规划、农业集约化、粮食消费和浪费的环境影响等，以及农业贸易、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这些可以推动地球更具韧性，在面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时降低人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保护自然不仅需要环境政策，还要考虑人类需求、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系统性解决方案可以一次性解决许多重要问题，但这些都需要我们携手合作。

国合会关于绿色金融、价值链和经济转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信息。上一次不限名额工作组会议讨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时，许多代表谈到如何通过补贴和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更加绿色的项目或投资。报告中提到的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议题对于公约也会很有帮助。

举办此次缔约方大会对于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够让许多国家在生态文明概念框架下进行讨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带领1/3的人口摆脱贫困，并逐渐学习保护河流、建设海绵城市、基于生态红线概念，推动有雄心的物种保护和土地保护项目。非常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领导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在协同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COP15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26）给中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平台，让中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发挥领导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下。

刘世锦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绿色价值链发展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当前正面临多方挑战。基于市场机制的绿色价值链管理能有效调动价值链各环节节能减碳，提高企业技术升级改造能力，提高环境治理水平。绿色价值链还可以增强商品供应的安全性，重建全球商品贸易信任体系，并通过供应商、贸易商、买方出口国和进口国在行动上形成共识来填补当前全球治理中的一些空白。

过去一年里，中国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双碳”目标，在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减碳问题是中心，但同时也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既要重视降碳减碳，也要减污增绿，保护和恢复生态、生物多样性，推动经济增长。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应协同推进。绿色价值链下一步发展面临很多新的任务和挑战，应该实现新的更高要求，构建绿色价值链也为刚才我提到的多方面目标提供解决方案和现实路径。

中国在构建绿色价值链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也面临挑战，包括国内国际如何协同，国内一些具体问题如何落实等，需要从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支撑等方面提出全方位系统性解决方案。找到解决方案是推动构建绿色价值链的优先领域。

麦卡夫

国合会委员，澳大利亚农业、水利和环境部常务副部长

虽然我们面临许多挑战，但是环境问题刻不容缓。全球许多国家采取了不同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挑战，共同承诺合作落实成果。我们要用同样的态度应对绿色价值链等关键环境问题，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食品安全。

国合会为国际合作绘成一张蓝图，发挥出众能力，汇聚全球顶尖专家分享专业知识，为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不仅能为中国提供切实解决方案，也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创新想法。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昆明召开，中国的领导力无疑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势头。此次缔约方大会关键成果是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在未来10年指导各国国内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行动。此次会议关注的是相互关联的不同视角，任何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通过可持续利用和废弃物管理实现循环经济至关重要，是建立有效绿色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一部分。要把废物视为资源，并确保全生命周期纳入政府的未来政策。

国合会2020年全球绿色价值链专题研究呼吁加强绿色价值链战略的制度支持，是推动中国的价值链安全、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的政策举措。这一领域在全球的活跃度前所未有，可以进一步广泛应用。澳大利亚正在参与关于海洋塑料垃圾的新全球协议讨论，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减少海洋垃圾。澳大利亚通过国家废弃物政策行动计划，基于国内及太平洋地区经验，旨在逐步取消废物塑料、纸张和废玻璃的出口。

中国的生态红线制度很有成效，可以借助COP15势头继续探索强化绿色价值链的机会。澳大利亚愿意分享相关经验，包括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利用市场和私营部门投资农场、生物多样性等。期待与中国继续建设性伙伴关系，通过国合会达成富有意义的成果。

巴布纳

国合会特邀顾问、全球绿色价值链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世界资源研究所前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软性大宗商品是全球毁林的首要驱动因素，全球热带雨林丧失影响生物多样性、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当地生计。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绿色价值链更安全。疫情对供应链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绿色价值链可以让全球贸易更加安全。环境健康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如果软性大宗商品破坏了全球生态系统，就有可能导致人畜共患病暴发、影响人类健康。从长远来看，全球绿色价值链能够保证软性大宗商品的供应和价格稳定。软性商品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就是绿色价值链的含义。这与中国“六稳六保”、构建“双循环”的工作，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是一致的。

第二，全球绿色价值链是法治价值链。过去几年中，许多国家，包括软性大宗商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都出台了新的法律，有些进口国的尽职调查法律要求生产国避免毁林。为了更好地确保价值链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尊重各国主权，必须要向绿色价值链转型。

第三，绿色价值链符合未来市场要求，利润更大。全球消费者，包括中国消费者，都越来越关注绿色产品，沃尔玛等超市以及资本市场和资金也更加倾向于大宗商品绿色采购。

第四，绿色价值链本身就是一个绿色进程。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挑战，刚才也提到了COP15、COP26中自然也非常重要。确保价值链更加绿色、软性大宗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更加可持续，对于今年全球重要国际会议取得成功十分重要。

面对疫情，我们应该思考面向未来构造价值链，而未来的价值链一定是绿色的。我相信中国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达斯古普塔

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全球价值链涉及大宗商品，比如木材、可可、棕榈油、橡胶、牛肉等，这些都是热带雨林毁林的重要驱动因素，但这也是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食物、饲料、纤维等物质需求的必需品。这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减少热带雨林等重要生态系统压力的同时，不断提高人类福祉。

中国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全球很多软性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而且是制造业大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中国不仅肩负更多责任，也更有机会帮助推动价值链绿色转型。中国已经采取非常重要的举措，比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交通灯”系统。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近期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特别关注减少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影响。商业界以及林产品行业也开始开展尽职调查，确保中国进口木材非其他国家通过非法毁林开荒生产。

疫情为全人类敲响警钟，体现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都影响到全球价值链，疫情带来的打击应该让人们意识到，价值链安全性和韧性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应当。要在贸易和消费模式中更加尊重自然，这样才能更有韧性，更好地面临挑战。

中国即将举办COP15，COP26也即将举行。国合会是中国政府和各国政府、公民社会、私营企业等合作伙伴共同建立的平台，可以推动各相关方共同合作，这一愿景在今年这一“超级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