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护员阿诚在祁连山上寻找雪豹的踪迹。

4月中旬，一支由腾讯技术团队、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进入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祁连山国家公园，展开为期一周的雪豹调查。

此行旨在体验雪豹保护巡护员一线工作，了解其所需的技术支持，进而促进高山生态系统的保护。在祁连山上，我们记录下他们的寻豹故事。

成为一名雪豹调查者之前，阿诚已在祁连山上放牧多年。

2011年4月，北京林业大学在祁连山调查雪豹，需要一名当地向导。因为路熟、眼力好，31岁的牧民阿诚被推荐给了调查团队。

项目持续数年，他也完成了职业转型：牧民、兼职护林员、专职生态管护员、雪豹调查者。

△祁连山国家公园，总面积5.02万平方公里，甘肃片区3.44万平方公里，青海片区1.58万平方公里。

阿诚的上级，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科长马堆芳的职场境遇，和他恰好相反：1990年，马堆芳24岁，毕业于动物学专业，进入祁连山保护区工作。

作为少有的专业人才，他却没能和动物打交道，在防火办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2014年，国家林业局做全国野生动物常规调查，人到中年的马堆芳得以重操旧业，一展拳脚，也为之后进行雪豹调查打下了基础。

因为雪豹，两条原本背向而驰的人生轨迹，交汇在祁连山上。

△雪豹调查者马堆芳（左）和阿诚（右）在查看拍摄的动物。

寻豹记

阿诚第一次见到雪豹，是在2013年。

那是他漫长且平淡的放牧生涯里，少有的一段精彩谈资。他向我们描述，越过山梁，和那只雪豹不期而遇时，他们的距离只有50米，雪豹身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短暂对峙后，雪豹跳下石岩，消失在了远处。

阿诚不害怕雪豹，在他看来，它是一种外表凶猛、胆小谨慎的动物。在当地他也没听说过雪豹攻击人的传闻。

△在飞机上，俯瞰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

之后几年，阿诚和雪豹打过两次照面，让他懊恼的是，因为紧张、设备不全、时间短暂，他没能将其拍摄下来。

2017年，在名为五道沟的地方巡护时，阿诚再次与雪豹不期而遇。他手持一台家用DV，一路追踪、拍摄，随雪豹来到一处裸岩的隐蔽处，并在那里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岩羊。

作为一名雪豹调查者，亲眼见到雪豹已属难得，能亲手录下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阿诚再无遗憾。

巍峨祁连山上，一个人迹罕至、色彩分明的世界。

深蓝的天幕、白色的积雪、褐色的裸岩、冻结的河谷、黄色的草甸、牧民废弃的房子……强劲的冷空气横冲直闯，呼啸在空荡荡的天地间。

△雪豹调查队员行走在雪山之上。

随着企业、牧民迁出，动物们已完全占领了这片天地。

看似荒芜的背后，是一个野性十足、生机盎然的世界——荒草覆盖的小路上，散落的羽毛、动物粪便、骨骼和残骸，记录下这里曾发生的无数次撕咬和挣扎。

△牧民迁出后，被遗弃的房子。

△遗弃的房子里，散落着鸟类羽毛和小动物的残骸。

在这些痕迹中，阿诚发现了雪豹在岩壁留下的尿痕、砂石地留下刨坑，这是它标记领地的方式，“还很新鲜，可能就在昨天晚上”。

△雪豹留在岩壁上的尿痕，这个角度不容易被雨水冲刷，可以保留很久。

在尿痕附近，阿诚架设了一部红外触发相机（以下简称红外相机），“有动物路过时，就会触发，拍摄3张照片和一段视频”。

他猫着腰，走在雪豹可能出现的路径上，触发拍摄后，再对比照片调整拍摄角度。

△阿诚在向调查队员示范红外相机的设置。

一部红外相机的奇幻漂流

红外相机与粪便DNA分析，是雪豹调查最有力、有效的方法。相机采集的数据，也是研究包括雪豹在内，高原动物群落组成、变化的基础。

理论上，一部红外相机，一个工作周期（3-4个月）可采集约2000多张照片、800个视频。

△除去伪装外壳后，红外相机的构造。

实际上这些数据的获得，要比想象中困难：保护区绝大多数区域没有网络信号，需由管护人员深入野外，手动更换相机存储卡、电池。

“回到管护站后，先把相机存储卡的资料导入电脑，再进行人工筛选、标注、记录”，包括手动记录相机坐标、工作状态、动物种类等参数，阿诚说，“经过挑选，有价值的资料只占60%-70%”。

△阿诚在野外设置红外相机（资料图）。

收放相机的过程持续20天至1个月，最终形成一个50G左右的文件，通过硬盘送回数百公里外的张掖。

这些珍贵数据的旅程并没有至此结束，在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它们将再次经过人工筛选、标注，最后录入系统。

这是一项耗时巨大的工作，“统计一年的数据，我们大概要花半年时间”，马堆芳说。

△红外相机镜头下的雪豹。（资料图）

△红外相机镜头下的雪豹。（资料图）

△一只猞猁出现在红外相机里。（资料图）

△面带好奇的岩羊触发了红外相机。（资料图）

为提高数据的采集效率，WWF、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与祁连山国家公园合作，多次为基层管护员提供专业培训。培训师们偶尔向马堆芳反馈，“基层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接受度不如年轻人”。

对此，马堆芳也很为难，管护站生活艰苦、野外工作环境复杂、危险，工资也不高，年轻人谁愿意来呢？

△管护站内，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学者为基层管护员做技能培训。

以我们所处的祁青管护站为例，山高路远，近乎与世隔绝；交通不便、全站只有一辆皮卡车和几辆摩托车，早上出门巡护，晚上才能回来，夏天常在野外过夜；天寒地冻，冬天最低温达零下30度，一年暖和的日子只有两个多月；吃不上新鲜蔬菜；找对象难、离婚率高……

△祁连山国家公园常见的景色。

除开生活艰苦，偶尔还会遭遇危险。

2017年，阿诚与马堆芳一起，在名为小柳沟的地方做野外调查时，遭遇9只豺。他们迅速退守车上，紧闭车门，被豺群包围起来。

“我们把车窗开了道缝，往远处扔出半包香烟，转移了豺的注意力，才得以开车脱身”。

阿诚的同事，管护员赵尚宏和马雪刚的经历更为惊险。2018年7月，两人在野外巡护时，与11只豺组成的豺群狭路相逢。

△透过管护站的窗户，看见远处的雪山。

在豺群的追逐中，两人骑摩托车逃命，“因为害怕，把摩托车骑翻了”，幸亏当地派出所的一辆皮卡路过，两人丢下摩托爬上车斗，“豺在后面又追了几里地”。

“有人考上了（管护员岗位），后来也放弃了”，马堆芳说。

消失的相机

马堆芳告诉我们，祁青管护站辖区共架设21台红外相机，只能保证几个样区的布设。在3年前，该数量为80台——即使这样，也远达不到每5平方公里一个点位的理想状态。

而只有通过大量的数据比对，才能做到雪豹的个体识别，计算出其种群数量。

点位逐年减少，“有的是自然损耗，比如恶劣天气和动物的破坏”，但主因还是人手和经费不足。祁青管护站共6位工作人员，管护区域达200万亩，“除开野生动物调查，他们还要负责森林巡护、防火、反偷猎、资源监管……”

△调查队员在祁连山寻找动物踪迹。

此外，在雪豹调查、相机架设、拍摄技能等专业度上，绝大多数基层管护员也达不到阿诚那样的水平，这为雪豹基础数据的采集增加了不可控因素。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不足，制约了信息收集和保护行动的实施。马堆芳面对的难题，同样也困扰着他的伙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西部区域高级项目经理何欣。

△行走在结冰河道里的调查队员。

全球现存多少雪豹？何欣给出了一个参考区间：3000多只至8000多只。

这是一个缺少基础数据支持的估算，原因是“中国雪豹调查覆盖面积，仅占其栖息地的1.7%（全球为2%）”。

何欣认为，正因如此，雪豹调查更加势在必行，“雪豹是唯一一种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大型猫科动物，处于食物链顶端。雪豹数量稳定，意味着食草动物种群稳定，这一生态的基础，是面积够大、草质良好的草场”。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白唇鹿。（资料图）

雪豹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它的家园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源头，雪豹的种群变化，意味着母亲河水源涵养健康度的变化。

以上，正是展开雪豹栖息地、种群密度调查的意义所在——但如果没有阿诚这样的基层巡护员，没有通过一部部红外相机采集、汇总而成的基础数据库，豹调查终将是空中楼阁。

“云”中觅豹

此次考察结束后，世界自然基金会、一个地球基金会、腾讯公益、腾讯技术团队组成的联合调查团队，根据调查的结果，尝试破解雪豹调查面临的困局。

作为保护区管理方代表，马堆芳希望腾讯的介入，初期能解决两个切实的问题，一是减轻基层管护员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把一线调查者从繁琐的记录、标注、识别工作中解放出来。

他提出设想，“比如通过软件，实现基础数据自动上传到保护站、自动统计、自动生成记录”，减少管护员的负担，提高数据采集效率。

△管护站外的祁连山。

二是当前数据管理系统操作复杂、识别率低、故障率高，他期待腾讯技术团队能主导开发一套高效、准确的管理系统，对基础数据进行自动整理、精准分析。

针对马堆芳的需求，世界自然基金会、一个地球基金会、腾讯团队的技术人员多次讨论后，表示了支持，并将其列入开发计划，将数据传递至云端，进行省时、精确、有效的管理。

“我们相信，随着新系统的上线，将改变基础数据收集难的局面”，也将为下一步合作打下基础——基于庞大、准确的数据库支持，通过AI训练，实现雪豹的个体识别，计算其种群密度和数量。

△调查团队给出的初步解决方案示意图。

祁连山，有着远离尘嚣的宁静和神秘，滋养了生活其间的无数生灵。随团的摄影师，记录下了此次雪豹调查之旅的全部过程，也记录下了其独一无二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