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21年年会“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论坛在京举办。论坛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简称绿色联盟）、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承办，围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疫后韧性复苏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摘编：

索尔海姆

国合会副主席、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

两周前，习近平主席考察了塞罕坝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工林场，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造林目标，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每年植树造林面积将与比利时国土面积持平。塞罕坝展示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这也能够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本世界最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一带一路”能够通过绿色投资为数百万人口带来惠益。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在开展这一重要工作，向世界展示如何将“一带一路”作为绿色发展工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已经取得了诸多进展，绿色联盟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研究、中国政府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这些都是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重要工具。2021年上半年，中国海外投资没有支持任何新增煤电项目，2020年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首次超过化石能源；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正在增加太阳能投资——这是未来绿色项目发展的重大机遇。

我建议，未来工作重点关注三个领域：

第一，应重点关注绿色金融和绿色技术转移。中国在太阳能、风能、氢能、电动汽车、高铁等方面具有领先技术，中国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大量资金，可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支持。绿色联盟应加强与各类技术企业的合作，推动其与共建国家的绿色技术与投资合作。

第二，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加强与蒙古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老挝、埃塞俄比亚、南非和其他的非洲国家、中亚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非常清楚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合作获得巨大发展机遇。加强中国对这些共建国家的技术与资金支持，这些国家也可以更好地展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成绩。

第三，将绿色联盟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建设成为交流绿色发展优良实践的平台，既包括资金与技术，又包括人力资源、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中国实施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是世界领先的生态管理制度，可在人口密集地区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的污染防治经验也可供共建国家借鉴。同时，中国也应与共建国家互学互鉴。

斯蒂尔

国合会委员、绿色联盟联合主席、贝索斯地球基金总裁兼首席

绿色丝绸之路可带领大家走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道路，有助于落实即将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可以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投资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模式。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如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从以往遵守东道国环境法律法规转变为鼓励企业采用更加严格的国际组织或多边机构通行标准或中国标准开展投资合作活动，这些改变激动人心。

纵观历史，过去的环境保护是阻止环境破坏，而现在的环境保护则是在防止环境破坏的同时积极提升环境惠益，这也是当前“一带一路”所处的阶段。“一带一路”开始更注重投资，鼓励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根据东道国需求进行投资；随后开始注重针对投资项目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按照国际标准避免造成破坏。目前，“一带一路”在防止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率，促进新技术发展，减少风险，促进繁荣。这需要将“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衔接，并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

鉴于“一带一路”同时促进货物与商品贸易，中国作为大宗软性商品最大进口国之一，如能在昆明会议中考虑建立相关贸易政策与法规，确保“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的绿色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贝索斯地球基金愿积极参与和支持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相关工作。

周伟

国合会委员、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

“双碳”目标下中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对“一带一路”众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借鉴意义。

挑战，主要是现代化建设和人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带来的交通发展的刚性需求和“双碳”目标下全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硬约束之间的矛盾造成。从国际交通碳排放的规律来看，中国交通的碳排放还会持续增加，很可能交通领域是中国碳排放最后达峰的产业领域。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推动交通运输的低碳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议：一是实现结构优化，重点是要调整优化运输结构，降低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总量。二是管理提升，重点加快提升运载装备燃油消耗量的排放标准和碳排放的限值标准。三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减碳，重点是要加快推进运载工具的清洁能源化。四是在需求侧管理方面发力，尤其倡导绿色消费和文化创新。

机遇，包括产业升级机遇、政策机遇和投资机遇。把握机遇，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交通运输碳排放源的监测体系和排放清单。二是强化交通运输碳足迹分析，科学合理的确定交通运输碳达峰的峰值和时间。三是合理确定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谋划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四是推进交通运输低碳转型考核体系，并将其纳入地方、行业以及企业的考核体系。五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绿色金融和碳交易市场，同时要强化碳循环技术的研发，尤其是在碳汇、碳捕捉、碳封存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和应用。

翟东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实践合作平台，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都与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应该协同联动，相辅相成，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是协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绿色能源国际合作，帮助东道国降低碳排放水平、实现能源转型，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参与境外水电建设项目416个，总装机13.7万兆瓦；中国风机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为全球市场提供了75%的光伏电池片和73%的光伏组件。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正在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和新主题，此外，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要率先垂范绿色发展，还要主动引导、影响这些国家走绿色发展道路，做出更大的绿色贡献。

邹骥

国合会特邀顾问、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在全球疫后韧性复苏的大背景下，通过绿色合作推动低碳转型，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然选择。低碳转型需要考虑“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需求，用可持续的方式、最先进的非化石能源满足“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需要，协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人人获取能源”（SDG7）和应对气候变化（SDG13）目标。

建议发挥绿色联盟平台作用，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凝聚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方建立圆桌议程，共同探讨、磋商兼顾共建国家电力消费、应对气候变化、空气质量改善需求的绿色能源合作方案，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进程中遇到的技术、财务、投融资等问题，通过搭建合作和交流平台，凝聚绿色共识。

奥云

绿色气候基金对外合作局主任、前蒙古环境与绿色发展部部长、前蒙古外交部部长

中国的碳中和承诺给全球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让人们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中国碳市场的推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也期待着中国在碳减排和转型方面的详细措施。结合基金会的工作，我认为“一带一路”需关注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增加气候投融资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复苏。“一带一路”国家目前绿色投资需求较大，但绿色转型投资的回报周期较长，不定因素较多，实施过程需要与环境气候标准“挂钩”，争取以最小的变化促成更大范围的绿色低碳发展。

二是“一带一路”投资应当与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保持一致，从而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帮助共建国家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而在机构建设层面吸引更多私营企业参与，并带来更完善的创新金融工具。

三是继续在南南合作机制下，实施面向共建国家的能力建设项目，帮助共建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已经准备好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合作行动，开展针对低排放技术的投资。到10月初，绿色气候基金的共同筹资额达到10亿美金，有超过140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合作方，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解决方案。所以“一带一路”项目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有价值，我们也希望能够围绕着“一带一路”项目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劳伦斯

世界资源研究所传播副总裁

当下，气候变化是全球面对的共同挑战，IPCC最新发布的报告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目前正在更加积极地发挥引领作用，“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将给中国、共建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收益。所有已经做了国家自主贡献承诺的国家，都应该将其作为出发点，考量“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

举例来看，中国的高铁网络建设居于世界首位，长度达到23500英里，其低碳转型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2021年上半年，中国没有新增“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投资，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于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度重视，将引领更加绿色的“一带一路”投资发展趋势，这归功于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和今天所有与会者的努力。我们非常开心能看到中国这样积极的转变，比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发布了《“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当中就包括绿色投资合作的九项建议。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还进一步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去年，生态环境部联合世界资源研究所启动了“一带一路”项目“交通灯”机制。该机制下，被评为“绿色”的项目可以积极推进；被评为“黄色”需要进一步审查；被评为“红色”则不应继续推进。

最后，不论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气候变化的应对，都不是一夕之功可成，也绝非一国之力可为。所有全球性的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希望与会各方能够在此次大会上探讨、碰撞出更多火花，为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加油助力。

汉森

国合会委员、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应该成为未来发展的明灯，指引“一带一路”投资策略的转变。中国的生态文明提倡人和地球和谐相处，自然可以成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考虑环境影响，更需要从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等不同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整个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建议关注贸易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和冲击，关注山谷、河流、沙漠、港口等“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生态节点。遵循建设自然基础设施的原则，减少污染，更多地利用数字化和信息技术工具开展“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强化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联系。让绿色“一带一路”引领大家承担共同的责任，促进实现全球绿色合作。

纳吉丝

伊朗环境部国际事务与公约中心主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家联络员

跨国合作和基于自然所制定的战略是应对全球危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进一步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全球雄心变成实际行动，使政府间及国际倡议的合作更加有效。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让我们就共同目标努力，逆转环境恶化现象，实现可持续发展。由可再生能源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所推动的可持续经济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更清洁的基础设施和更具韧性的未来。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综合了保护、管理、恢复自然及改良生态系统的行动，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对社会挑战，同时保障人类福祉，增加生物多样性，提高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更好地应对当地情况。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将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促进可持续城镇化，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高风险管理及应变能力。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需要寻求环境、社会和经济协同效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帮助和鼓励公民参与，提升社会福祉、增强社区凝聚力。此外，制定政策过程中，应借鉴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取得好的成效。

伊朗希望继续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进行国际合作，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落实以自然为基础的保护措施，尽量减少风沙化。

陈莉娜

新加坡国家公园局生物多样性国际保育处高级署长

新加坡于2021年2月升级了“绿色计划”，该计划是新加坡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而制定的全国性计划，其关键支柱之一就是建造“自然中的城市”。我们希望通过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修复城市自然环境，实现气候适应性、生态可塑性以及社会适应性。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关键策略包括：进一步扩展自然资本，建立中央自然保护区，使新加坡四周被自然公园环绕；建设更自然化的城市花园和公园，例如将泄洪渠改造为溪谷生态区，为野生动物及植物提供栖息地；还原城市结构中自然景观，对城市公园、花园进行改造，进一步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加强绿色空间之间的连通性，建立绿色走廊，将此前被基础设施割裂的生态系统重新联结。此外，通过“100万棵树”运动等社区引导，拓宽公众参与力度，以及通过环境保护科学与规划的研究，帮助相关机构制定决策，进一步推进数字化、科技、工业化进程。

我们希望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设定一个宏伟计划，采取行动举措，转变社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确保到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愿景。在生物多样性监测方面，新加坡近期还更新了《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可以更好评估城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表现，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城市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城市都能够使用这个指数来作为自我监测的工具。

卢伦燕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及合作伙伴的努力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得到共建国家各方的重视。联盟发布的《“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及影响分析报告》显示，“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印缅交界处等处，六大经济走廊与沿线保护区总面积的32%以及265种受威胁物种的范围重叠。

为此，我有三点建议：一是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的早期采取生物多样性风险控制措施，如识别关键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与项目的交叠程度，合理进行项目设计规划，尽量避免在世界遗产地内、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或关键物种栖息地建设等；二是倡议企业遵守更高的绿色投资标准和原则。今年7月，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机构和多边机构的通行标准，体现了中国政府支持企业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力量的鲜明导向；三是开展更多的生物多样性跨国合作，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将中国的经验和工具，比如生态红线、自然资本核算等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享。

张小全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首席科学官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周期较长，可能对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带来潜在影响。建议在项目初期就进行科学的规划和选址，并采取缓解措施，避免将对生态系统带来潜在环境风险，避免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潜在损失。

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发了一个名为“发展规划系统工程”的科学工具（简称DBD），主要应用于矿产资源开发、页岩气、油气资源开发，以及风光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规划，帮助各类开发项目减少生态足迹、降低生态风险。

相对化石能源而言，可再生能源是清洁的，但可再生能源发展也会占用大量土地，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将DBD应用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景观尺度的规划中，从而减少能源、交通、矿产资源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水和碳足迹，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伏格乐

国合会委员、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副总裁

绿色、包容韧性增长和疫后复苏，为21世纪发展转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已明确表示将引领这一潮流，在实现以科学为基础、以科技为重点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方面，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可行的“绿色”解决方案，并加快全球绿色发展进程。

重点应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中国的快速行动有助于2℃温控目标的实现，同时可推动全球能源部门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可获得性。二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中国在这一领域行动迅速，重视自然服务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相信在“一带一路”投资所在国，同样存在巨大的NbS机遇和发展潜力。三是重视贸易和农业对环境、资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期待中国继续推动相关政策对话，在可持续贸易和生产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凯文

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长、波士顿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提升了全球领导力，以身作则，向世界展示了绿色发展的行动和决心，已成为区域一体化和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的努力扭转了多边主义颓势，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中国开发性金融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经济杂志（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近期刊发的文章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此外，中国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步伐也在加快，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提供了稳定的抗疫支持，这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贡献。

期待未来“一带一路”投资能够以更加多元的方式，整合丝路基金、开发性金融和国际合作资金等多种渠道，提升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深度对接。

张建宇

国合会特邀顾问、绿色联盟咨询委员会国际协调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当前，实现疫后绿色复苏已成为全球共识。8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了多边发展银行（MDB）的最新能源投资指南，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将明确结束MDB对所有化石燃料项目的投融资，这与亚洲开发银行（ADB）通过的“加速亚洲煤电退出计划”不谋而合。但新的能源投资指南也引发更多思考：（1）这种策略是否综合考虑投资地区和国家的综合能源及发展战略；（2）是否有明确的标准；（3）是否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短期内是否会产生相反的效果；（4）指南是否将碳定价以及全球碳市场机制考虑进去。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研究团队发布了《“一带一路”碳市场机制研究》报告，分析了“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建立碳市场的意义与可行性，建议尽快在“一带一路”国家推行碳市场。报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和能源边际成本进行量化分析，认为各国碳减排成本存在巨大差异，这为未来全球碳市场链接和合作创造了重大机遇，通过建立碳市场链接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降低“一带一路”国家整体减排成本。另外，根据世界银行“六步”碳市场评价规则进行评价和打分，结果认为除了目前三个稳定运行的中欧及加州碳市场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样存在巨大潜力，具备较为成熟的建立国内碳市场的条件。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认为中国需加快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进程，同时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碳市场。

吴慧敏

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负责人

从全球视角看，14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总量占全球30%，同时这些国家生态环境脆弱，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和冲击可能性更大，这些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意义更大、更具紧迫性。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绿色发展路径可以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尽快推动碳市场碳交易定价，提高化石能源成本；二是加快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推动清洁能源大规模推广和应用；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实现生活理念的转变，建立一个推动绿色发展中长期的长效机制。

大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金融起步相对较晚，发展缓慢。绿色金融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解决资金供需的缺口。预计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规模需求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而当前这些国家的绿色投资规模尚不足1/4，资金供给缺口很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第二是引导资源的配置，引导更多有效资源支持绿色发展，完善“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当前的迫切问题包括制定和选择“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标准；丰富绿色金融工具的选择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将绿色发展理念嵌入更多的国际金融合作领域等，需要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和商业企业等通力合作，共同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本文根据2021年年会“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论坛嘉宾发言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