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21年年会“落实双碳目标 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在京举办。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摘编：

刘世锦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实现“双碳”目标确实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的影响。这将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次技术创新和投资的重大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与生产方式、发展理念与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第一，减碳很重要，但不能单打独斗，而应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破坏问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仍是巨大挑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怎样把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协同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解决污染问题外部性相对较小，减碳是最大的全球外部性，可以利用污染排放和碳排放的同源性，协同推进减污降碳。

第二，减碳不能是运动式的，不能急功近利。减碳过程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好事不一定能办好。我们平常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我认为应该讲新的不来旧的不去。最近中央财经委讲了一句话，叫“先立后破”。

第三，减碳指标不能错位。最近我发现有个问题比较有争议，用能耗总量和强度的双控指标来实现“双碳”目标，这个是不是合理有效？因为提出这个目标本意是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初衷肯定是对的，但相对于“双碳”目标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因为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才1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都在3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中国人均能耗，包括人均电耗，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二是如果说由于能耗控制影响经济增长，这可能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讨论问题不能是空对空，而要结合实际，思考中国怎样才能真正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斯特恩勋爵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拉瑟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在《巴黎协定》的语境下探讨新的增长逻辑与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在完成《巴黎协定》目标的，同时也必须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需要通过新的投资类型和新的增长路径来摆脱现在的困境。世界在过去七十年中，人均生产总值增长4倍。增长绝大部分是由化石燃料消费推动，但这种增长模式已让环境达到危急状态。

其次，新增长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其发展目标超越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本。第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凝聚力、人民对社会机构和制度的信任、社会成员相互照顾与帮助、收入和健康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等。总而言之，新增长逻辑意味着对财富积累和总体目标要有更宽泛的定义，这一认识在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目标中得到体现。

同时新增长逻辑下的新模式需要大量有别于传统投资的新型投资，比如零碳电力可以吸引大量投资。世界需要从新冠疫情的严峻影响中复苏，其中贫困国家尤甚。未来五年，经济复苏的增长应该由恰当的投资去拉动。中期而言，未来十五年将由发明创新模式来驱动增长。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有很多优势，并将持续在这些领域领先。长期来说，高碳增长模式会造成自我破坏，不能产生持久增长。

最后我想强调三点。第一，新增长路径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只有通过全新的方式、有决断力的公共政策去推动正确的投资才可能实现新增长。第二，转型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错配，因此必须对变革进行管理。第三，新增长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国际故事，国际合作非常重要。整个世界的复苏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气候、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都是全球公共产品，各个国家的努力都能使全人类获益。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增长逻辑。国合会将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图比亚纳

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巴黎协定》的核心不是谈判，而是提供一个发展框架，强调的是集体的合作，进而维护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

中国对维护国际体系及恢复增长韧性提供了重要支持。疫情的冲击造成在2020年全球有9500万人陷入了极度贫困。这需要我们在气候领域中采取更多行动，持续促进绿色发展，解决疫情造成的世界分化。生态文明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尊重人类与自然的边界至关重要。

研究指出，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就能产生更多就业岗位。中国的五年规划数据也表明绿色投资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这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例。新增长并不意味着放弃资本，而是增强技术革命、科技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国家与国家之间虽然呈现分化，对增长和投资存在不同需求，但所有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促进绿色转型。

经济复苏的性质将决定我们是否能迅速克服气候问题的严峻影响。IMF为疫情批准的新一轮特别提款权（SDR）规模为6500亿美元，第一轮应尽可能地应用于疫情管控与气候危机的治理。目前第二轮拨款已经在筹备中，将着重应用于IMF针对气候危机的工作重点。

邹骥

国合会特邀顾问，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我就双碳目标下中国新增长的政策体系谈三点。

第一，2010年以来，中国已经摆脱高碳经济增长路径。在实行“大气十条”以后，蓝天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阶段。中国2005年以来碳排放趋缓并进入一个准达峰的平台期。未来中国走向现代化，意味着必须达峰且尽早达峰，并进入到排放的下行通道。达峰的本质是人民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中国的碳达峰将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历史目标。中国达峰的基础包括：发展路径创新以及体制优势；《巴黎协定》的约束下，各国主动自觉的行动，以及比发达国家四十年前达峰时更高的技术水平。

第二，更快实现碳中和目标有助于培育可持续增长新模式。六个关键领域：一是应对可持续的需求，包括节能和提高能效；二是能源部门，特别是电力部门深度减碳，尤其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主；三是终端用能部门的电气化；四是非电力低碳能源的转换；五是负排放，包括CCUS、碳汇等；六是去除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这六个领域将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第三，协同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的一揽子政策。行政命令、市场手段及教育和沟通在内的中国的政策体系相对完备。碳定价机制应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经济激励。两种方法包括：碳税适用于小型资源和分散型资源的排放源，排放交易计划适用于大规模排放源。

同时，排放交易体系（ETS）在未来改革中需要加强的关键点包括：一是要能够方便地获取碳资产产权，而且实现这种产权；二是扩大范围，从当前电力行业扩展到高碳的工业部门；三是要与金融系统对接，开发碳金融产品；四是增加碳市场中排放配额的拍卖，提高价格发现能力。

最后，我们认为，根据“十四五”期间严控煤炭消费和“十五五”期间减少煤炭消费的战略部署，应设置与减碳目标紧密联系的分阶段总量控制目标。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第一，从短期经济复苏到中国的中长期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绿色复苏。从去年到今年，新能源汽车、风电以及一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比较大。

第二，从中长期来看，包括“十四五”规划和国家制造强国战略等，对绿色能源、智能化发展、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有大规模投资。

第三，在转型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受损，要注重转型的公平。在中国产业转向以内需来扩大的情况下，可能是消费与投资共同驱动。投资可能中间转向高新技术领域，在消费领域我们可能还要花更大力气，采取具体措施来解决公平性，国内叫“共同富裕”，适当弥补在绿色减排过程当中可能受损的群体。

第四，宏观战略要落实到具体政策，包括政策对象和成本收益等。一是金融，运用央行再贷款等各种工具，提供比较低的融资成本，支持经济发展。二是碳市场，特别是通过碳市场促进技术进步和运用。三是国际合作，像公共卫生、气候等全球性的公共产品，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

德贝克

欧洲大学研究所欧洲投资银行气候变化政策和国际碳市场主席，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司前总司长

我想讲一讲欧洲的故事。首先，一定要设定好的目标，要有非常详细的、强健的经济分析基础，要得到政策支持。欧洲也在脱碳，在实现GDP和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我们仍然希望能做更全面的经济分析。

第二，政策才能真正帮助实现减排。欧洲有绿色新政，是非常全面的经济战略，旨在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减少碳排放。同时，我们还要解决公平问题和分配问题，要涵盖所有经济部门。在这个经济战略中，核心是创新，通过创新驱动投资的进一步增加。

第三，气候政策是联合手段。欧洲刚刚通过了“Fit for 55”政策方案，是一个到2030年的、以市场为基础政策方案，它还包括一些强制性标准、政府法规。

我们非常期待在碳市场领域和中国进一步合作。因为碳市场能够更好的披露环境方面的信息，能进一步推动透明度。另外，信息也很重要。在做投资时，投资哪些更加绿色的行业，以及每个成员国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像中国，行政机构在做决策的时候也需要跟省级政府密切沟通。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和欧盟应进一步加强对话，因为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挑战。中欧应该进一步分享经验，推动下一步工作。谢谢。

王天义

国合会委员，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我们要认清因果关系，应该坚持中长期气候目标和时间表不动摇。碳中和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都会产生两大效应，一是倒逼机制，二是发展机遇。对政府来说，绿色低碳转型是协同解决短期经济复苏与中长期气候目标的必由之路。对企业而言，绿色低碳转型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家中长期气候目标最终会分解落实到企业身上，必然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排放约束力。当前，全球500强中有164家跨国公司宣布了碳中和目标，其减排压力也将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传导至全球企业。

我所服务的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环境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投资运营商。光大环境每年实现碳减排400万吨，也是中国最大的负碳环保企业。我们正在结合国家的“双碳”目标，努力实现发展负碳企业，打造零碳工厂，追求低碳生活的光大环境三大行动计划。

马贝

第三代环保主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想谈谈我们需要如何改变国际体系，以实现从设定目标到推动实际转型。第一，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公众对气候影响关注度明显提升，所有国家都展现出了气候脆弱性。同时，各国在复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分化。我认为我们要建立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公众也要建立对《巴黎协定》的信任。我们要思考如何改变《巴黎协定》以应对当前的环境，以及国际体系的其他部分如何提供支持。在格拉斯哥会议上，我们需要有国际共识，同意1.5℃目标仍然有效。这意味着每个国家要有清晰的净零目标，要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因此，我们需要利用格拉斯哥会议推动一个强有力的议程来落实《巴黎协定》。

第二，我们要确保所有资金支持这些目标。缔约方大会和G20也提到了，开发性银行的工作应该与《巴黎协定》相一致。同时，也要为那些无法进入资本市场的国家增加可用于复苏的资金。

第三，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支持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了如何帮助这些国家更好地从灾害中复苏以及预防灾害，明年可能在非洲召开的COP27也将推动有关适应方面的议程。国际体系非常重要，但是它必须对现实情况做出反应，这样国际体系才能够有公信力。今年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形成开展的绿色复苏，我们将在明年看到成效。谢谢。

李俊峰

国合会特邀顾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对于落实“双碳”目标和赋能高质量这个话题来说，我们可能还要关注几个问题。除了技术之外，在中国还面临结构调整问题，比如工业结构内部调整问题，过去基本上是工业化“天平补齐”阶段。在保证制造业结构稳定的前提下，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传统的产业比重可能要降下来，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结构调整任务比较重，要在发展中降碳。

还有同类产品价值提升问题。如果我们钢铁质量、服装质量上来了，虽然仍在是同一种物理量，但价值量将大幅度提高。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稳定制造业比重的前提下，这对减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中央说的结构偏重、效益偏低问题，它不仅仅是物理量的效率偏低，而是价值承载量。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个建议，要防止畏难情绪。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图从2011年这个拐点开始下降，2017年开始反弹，反弹并不高，如果这种趋势下去，“十四五”达峰应该没有太大困难。大家不要有畏难情绪。同时要防止运动式减缓，关键是要把行动落实下来。今年上半年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倒退现象，这方面必须纠正，按照规律不倒退，中国碳达峰工作就好做得多。

李菁

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合伙人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资金问题。“十四五”期间落实双碳目标需要的资金是45万亿。事实上，到2050年、2060年，预测甚至超过300万亿人民币。这么大量的资金，有很多需要来自社会资本。我发现金融机构在落实“双碳”目标中有两个特别大的挑战：一是投什么，二是怎么投。所以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创新产品。“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内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中国和国际其他机构之间都有非常好的交流和合作，但这些资金量是不够的。除绿色产业之外，我们还要加强对传统行业的资金支持，包括传统行业中的转型项目。

第二，强化管理。强化管理要特别聚焦在气候变化给金融机构带来的金融风险。如果资产组合中有太多棕色资产、“两高一剩”行业，一旦它不能履约，还款能力下降，事实上，等于对金融机构来说，它的金融负债风险加强。所以我们要合理布局和规划资产组合当中碳足迹、碳强度相关的一些设计。

第三，完善披露。监管机构在完善，甚至是强制要求投资人进行信息披露，他们投的产品、产业项目需要能够完善地披露其投资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要减少对高碳行业传统项目的相关投资占比，增强对转型的投资和新型绿色的投资。谢谢。

费舍尔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气候变化、环境与自然资源合作领域主任

我想回应刘世锦先生进一步加强四个方面的融合。直觉告诉我，好的建议应该是一方面分开看，同时也把它们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德国所做的。一方面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空气污染、社会方面、转型等其他方面的重要议题。这就是我想说的，要把他们分开解决的同时也要综合起来一起应对。谢谢。

阿布杜拉维

国合会特邀顾问、亚洲开发银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副院长

双碳对中亚地区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中亚地区面临升温问题，自然灾害频发。中国既是该地区的重要投资者，也可以在改善该地区的政策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听了欧盟同事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的介绍，我在想，为什么不在国合会讨论气候政策的基础上，推动制定一些区域层面的政策，比如气候变化为区域带来经济损失、农业风险和食品安全问题。

我认为基于现在的政策，未来应优先制定区域投资战略，特别是中国的投资非常重要。区域层面也需要合适的减缓和适应机制，以减少环境外部性。该地区人口具有脆弱性，特别是与中国相邻的农村地区。我们可以在区域层面采取合适的适应和减缓机制，推动地区获益，比如采取好的用水效率技术，建立与气候相关的极端事件早期预警系统，实施新技术和其他教育政策。这些都是中国正在实施的政策。

此外，我们在思考制定政策的同时，也要考虑建立传播分享机制，并围绕气候变化政策建立更多的区域伙伴关系。中国基于“双碳”目标分享好的机制、政策和技术，可以为区域和全球带来更多好处和更大影响。谢谢大家。

张洁清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区主任

转型金融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至少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公正转型的问题，另一个，对化石能源严重依赖的省份也需要平稳过渡。

此外，说到新的增长故事时，我们都在谈零碳。但我觉得零碳发展并不等于绿色增长。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低碳行为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人的福祉。但是回过头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在所有增长中把人类福祉放在第一位的话，自然而然能够把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以及公正转型的问题很好地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思考新的增长故事时要确定好初心，然后才能真正进行系统性变革。

本文根据2021年年会“落实双碳目标 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嘉宾发言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