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林区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于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位于湖北西北部，由巴东县、房县、兴山县三县的边缘地带组成。林区植物资源多样、动物资源丰富、地貌结构复杂、自然景观优美。1986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与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990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和生物圈计划”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2013年9月9日，神农架被认证为世界地质公园，2016年7月1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湖北神农架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植物采集历史悠久。1882–1888，爱尔兰植物学家Augustine Henry作为海事官员驻扎于湖北宜昌，期间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1888年，他在去保康县、房县、巫山县的旅行途中, 曾抵达了一处海拔为10,000英尺的地方，有绵延不断的高山和丰富的植被。从他的描述和提及的植物可大致推测该区域为神农架。第二个抵达该区域的是英国植物学家E. H. Wilson。早在1900年, 他就开始了在湖北西部及四川东部的标本采集工作。他有过4次在中国考察的经历, 从他第一次考察的旅行地图我们可以看出他曾抵达过神农架地区。我国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神农架的植物考察，陈焕镛、钱崇澍和秦仁昌为我国最早对该区域进行标本采集的植物学家。1922年7月, 他们离开宜昌县前往兴山西部的万朝山、小龙潭等地, 历经2个月采集了1,000多号植物标本。然而不幸的是, 存放在上海招商局仓库中最完善的一套标本于1924年失火被焚。1930–1950期间有些许零散的标本采集记录。1943年7至8月,神农架开展了一次林业考察, 王战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了去万县和磨刀溪的考察, 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他发现了古老珍稀孑遗“活化石”植物——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 成为第一个采集到这种植物标本的植物学家；该区域后来被胡秀英总结为“水杉植物区系”, 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前来。此后，神农架地区开展了3次较为大规模的采集。1976–1978年, 神农架植物科考队对该地区植被和植物资源进行了初步调查, 采集了10,000多号植物标本。1980年, 中美植物学家联合对鄂西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植物考察(8月15日至11月15日), 这是自1949年建国以来美国植物学家首次到中国进行考察, 这次考察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并收集了部分种质资源。1985-1987年神农架地区开展了种质资源调查。自2001年以来, 神农架开始作为武汉大学野外科考实习基地, 迄今已采集标本32,000余份。2011–2013年神农架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及本底调查,共统计到维管束植物222科1,184属3,550种(含种下单位)，其中蕨类植物38科85属289种，裸子植物9科27属50种, 被子植物175科1,072属3,211种。

《神农架国家公园植物采集史及模式标本名录》（谢丹1,2,王玉琴3,张小霜3,4, 吴玉5,杨敬元6,张代贵）以采自神农架地区的数字化标本记录为基础，对神农架标本在各地馆藏情况、不同年月植物标本采集情况、不同类群标本采集情况及不同阶段主要植物采集活动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标本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我们发现了标本采集方面的不足, 这些信息为今后采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采集力度上我们应将重心置于标本数量不足的物种和类群, 尤其应该增加对模式标本的补充采集和调查, 并对物种模式产地进行定点保护, 而标本数量过剩的类群则应减少或停止采集, 确保区域内每种植物均能在神农架标本室及该省从事分类学研究的权威机构找到对应的标本。模式标本的数量与地区物种多样性程度、研究力度、调查频次均有较大的关系。物种多样性程度越高、研究力度越强、调查频次越多, 记录的模式标本数量也越多。标本采集过程中详细的原始记录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后期对该植物进行研究的重要凭证。植物标本的采集过程应尽可能全覆盖, 突出对高海拔、峡谷、石壁、无人区等特殊生境的调查、采集时间上应该注重春、冬二季, 标本应尽可能具备花、果等重要识别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