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21年年会“生态文明：共建万物和谐美丽世界”主题论坛在京举办。与会嘉宾就“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创新”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解决方案和良好实践”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为开幕时段和第一单元“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创新”嘉宾发言实录摘编：

哈尔沃森

国合会副主席，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生态文明愿景指引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理念既包含避免环境破坏，又包含通过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带来益处。解决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对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效应。最好的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就是要保护自然的完整性。我们必须停止破坏热带雨林、湿地和其它的生态系统，保护陆地和海洋，必须在接下来十年内采取行动。

此外，全球贸易导致大量的森林砍伐和相关的排放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大宗商品生产必须满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供应链的绿色化对于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而且全球贸易也应该符合这一关键原则。中国对全球的食品市场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帮助实现供应链的绿色化。

兰博蒂尼

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

当前我们面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危机，必须要思考更加深入地进行系统性改变，实现公平、平等转型，要在这个十年内保护并修复已经损失的自然。

我们需要朝着清晰的目标去努力。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很多其它组织都非常支持建立全球关于自然的目标，即到2030年之前实现“自然向好”。这个目标将在2030年甚至更长远的中国主导的生态文明愿景下，成为一个里程碑。

南川秀树

国合会委员，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

2010年在名古屋举办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会议。作为当时会议的主办方，我们希望实现2020年爱知目标，但实际上13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中只有5个得以实现。许多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系统付出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赞扬的。2010年以来，已经有2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归入全球受保护地网络，近17%的全球陆地面积已经转化成保护地。

2020年，兰博蒂尼先生发起倡议，呼吁政府采取紧迫行动，关注疫情发生的根本原因，加强并采取“整体健康”（One Health）策略。大量调查数据显示，民众对于未来的大流行十分关注。“整体健康”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和医疗等原因，同时也帮助各国更好应对这些问题。

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削弱了自然调节大气中温室气体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加速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等问题的能力。政策制定者以前认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是相对独立的。但我坚信，公众应该要对生物多样性这件事情像对气候变化一样在意。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昆明的COP15大会上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日本环境省大臣也呼吁要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进行分类并付诸实践，并且重建此前受到损害的生态和自然景观。

石井菜穗子

国合会委员，东京大学理事、未来愿景研究中心教授、全球公共中心主任，全球环境基金原首席执行官兼主席

我非常认同生态文明理念，它为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到人类经济体系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晰、比以往要求更高的政治认同，需要全球治理体系来管理这些全球挑战，比如“自然向好”，并且需要一个完整路径来实现自然向好的目标。

我想对这个路径发表两点看法。一是我们的研究要从目前的农业和粮食生产系统入手，需要系统革命。解决方案是寻找更加负责任的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体系；利用对农业系统的改进以及对食品系统的改进，进一步管控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扭转现有的农业经济的方向。

二是我认为自然资本在目前的经济系统里没有合理定价。我们使用自然资本和其他自然资源几乎是免费的。每个经济决策都需要将自然系统考虑在内。目前有几项已经采取的行动，比如正在开发一些矩阵和工具来更好地衡量和开展自然资本定价。另外，目前也出现了自然相关的风险披露（TNFD，与自然有关的财务披露工作小组）。这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让自然资本的价值体现在经济决策之中。

最后我想祝贺中国政府生态红线的机制已经接近执行和落实的尾声，这会给生物多样性公约带来非常好的范例，以及未来前行方向的展示。

贝德凯

国合会委员、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必须要立刻行动，并且需要政府和私营企业以及其他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合作。今年就是我们行动起来的重要时机。中国正在加速行动的步伐，将在连接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国昆明即将举办的COP15上。私营企业正在逐步参与气候和自然议题的协同增效。商界正在不断努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并且减少自然受损。

我想分享三点。首先，我们要把自然向好的措施转化成以科学为基础的自然保护目标。第二，我们要保证商界将自然向好目标整合进其的战略中，包括他们商业的转型计划。第三，我们要确保这些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能够被转化为环境与社会治理（ESG）投资和以及TNFD等自然相关的金融披露措施。

我认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私营企业可在推动这些改革中起到引领的作用。

高吉喜

国合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

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现有的保护地体系对重要物种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难以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局面。目前全球各个保护地建立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总体还是以自然保护地体系作为模式建立，这个体系建立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一个缺点，保护区的面积可能不够大，也难以满足现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大部分国家保护区的面积都在10%到20%。整体来讲，从全球各大板块来讲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整体是减少的。

第二个观点：现有保护地尽管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继续提高保护地的面积非常有限，难以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目前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国际上提出的观点很多，最近这几年最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半个地球（HALF EARTH）：全球至少应该有50%的陆地面积达到有效的保护，才能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局面。

第三个观点：如果要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护栖息地。必须创新生态保护模式，靠自然保护区模式难以满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目前中国生态保护红线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模式。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颁布生态红线划定的面积，在有关政策文件已经提出面积不低于25%，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在有效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最低的面积也是20%多，最高的面积可以达到46%。

达斯古普塔

英国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

自然类似于生产资本，现在的问题核心在于自然对社会的价值并没有在价格中得到体现。我们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很难追溯的，这并不仅仅是市场的失败，也是机制的失败。

我提出三个必要的转型。第一，我们需要解决对自然的需求和自然提供服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我们要投资管理良好的保护项目，保护自然资源的质和量。我们可以减少需求，通过重新构建我们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减少对自然以及整个供应链的依赖。

第二，我们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自然必须要在经济建设过程当中被考虑到，就像建筑、设备和技能等生产成本一样。创造财富的行动中，我们需要考虑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生产，这将协助我们理解不同类别投资项目的好坏，同时也能实现可持续的繁荣；而不是仅仅关注GDP，忽略自然资本的衰退。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改变机制安排，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变革。要对这些公共物品的使用进行监测，推动全球可持续贸易，投资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即将举办的COP15将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机会，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亚洲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张承惠

国合会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组中方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原所长

近些年兴起的ESG可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E是直接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而S、G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在相当程度上是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联的。ESG既是一种发展理念，又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现在中国已经有一些金融机构把ESG纳入决策流程当中去了，但是这样的金融机构数量还是太少。ESG还可以帮助公共政策制定和优化，因为它是一种可量化的评价方法，也可以对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它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这个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社会公众更好地认识企业。

还有一点，ESG和当前国际上兴起的自然向好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比如说两者都要求有好的信息披露，两者都提出来需要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需要公共财政和金融的监管者和货币当局要推动它的监管对象的ESG表现。

目前ESG在中国方兴未艾，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障碍。第一，我们应该强调在评价方法中更多地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指标体系里面充分体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二，应该为ESG的推广创造更好的环境，比如说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关于ESG的评价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在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

欧阳志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核心科学问题就是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我们以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线，开展生态系统格局、结构、过程、愿景和生态评估方面的研究。我们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核心是开展生态服务的评估，进一步指导在保护区的应用。中国生态系统调查和评估，这是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组织下推进全国广泛性调查。了解全国生态状况，为保护提供依据。2015年，自然生态空间将近国土面积的70%多，生态保护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机会挺多的。

2000年以来主要是城市扩张区，一个是农田扩张区，还有森林恢复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生态保护恢复的同时还有耕地开发。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高的保护价值的地方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5%，比较高的占57%左右，这是生态空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希望能够到35%，我们高兴的看到估计超过30%。同时生态系统格局、生态服务、景观确定了中国自然保护体系保护的空间格局，国家公园理论上可以建立86个。同时也提出来通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在重点服务的地方推进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

朱春全

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及生态文明项目大中华区负责人

世界经济论坛开展了新自然经济报告得出重要结论，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GDP，也就是44万亿美元中度或者高度依赖自然，各行各业直接或者间接依赖生物多样性。全球三大经济社会系统，包括粮食、土地利用和海洋利用，基础建设和建设环境，能源与采掘业会影响全球80%的濒危物种。这三大经济社会系统的15个自然受益的变革性的转型路径将会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局面。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需要各国，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生物多样性目标应该纳入各级、各部门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保护，同样重要的是它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性的支撑，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也非常重要。刚才提到的上边的三大经济社会系统，它们如何利用生物多样性，这个对于生物多样性实现全球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上一个十年20个目标没有一个全部实现，实际上我们是忽略了这些依赖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非自然保护部门去看待，去管理，去利用生物多样性。实际上，生物多样性的各种遗传资源的获取，公平的获取和分享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区域各国、各行业不同利益的权衡和博弈，如温室气体的减排、气候变化的适应、食物的提供、洁净水的提供、氧气、原材料的提供，在特别有限的国土空间上进行权衡，如何实现自然受益？这个要以生物多样性的核算和生态资产的核算，以及生态产品的核算为基础，这样把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社会，共建各级各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张小全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首席科学官

过去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生物多样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接下来COP15也要制定未来十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框架，我们认为制定框架一是方面，要实施和达到未来所制定的目标将更具有挑战性。在这里我分享三点：

第一，我们需要重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一个自然保护领域的思维的变革和理念的转变，重新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让生物多样性作为应对我们面临的各种重大挑战的解决方案，能够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真正地成为主流化成为可能。

第二，要重视协同治理。生物多样性事关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人类健康等等一系列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必须要协同解决，避免冲突。

第三，要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方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公众和社区相关方共同参与。多方参与合作治理，有助于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社会各方不仅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从而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民共识、全民共享。

龙迪

国合会特邀顾问，欧洲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一带一路”投资指南在未来进一步推广的话会带来非常好的影响，其中有很多机制如果恰当地执行，能够帮助遏制生态环境的损失，包括环境风险的披露，与本地的利益攸关方更好地建立关系，并且能够建立一些风险控制机制。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但需要良好的落实。指南不是规章制度，不能够通过执法的方式来落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为指南做一些备选方案，例如要求环境影响评价需在中国国内批准，为在批准过程中提出质疑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正在跟法院、检察院合作，探索如何更好地实施预防法律制度。绿孔雀案例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在中国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提议建水坝，由于非政府组织反对，就被暂停了。法庭认为不应该继续修建这个项目。但这件事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是在中国首次发生。进一步加强这些机制，包括在中国内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这样的机制，我觉得实际上是可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更多的贡献。

本文根据2021年年会“生态文明：共建万物和谐美丽世界”主题论坛嘉宾发言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