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宴上、篝火旁或酒吧里，总有人时不时提起非洲南部地区的“大象问题”……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对克鲁格（Kruger National Park-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园）的大象做些什么？到处都是大象，它们正在破坏这个地方，你必须得看看，树倒了一地，到处都是被扒光树皮的树，小树死了，其他动物都没有东西吃了。我跟你说，那些大象失控了，该有人对它们做点什么了。”

说这话的人往往刚从旱季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参观回来，他们开车经过的每一个人工水池里都能看到一两头甚至一群大象，附近的植被也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晌午时分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沙尘、闷热和被毁坏的灌木丛更让人担心，他们心爱的公园已经濒临沙漠化。

我们这位茶余饭后谈论大象问题的“业余生态学家”说得有道理吗？大象是否真的给非洲部分地区带来了负担？

在大象以及如何管理大象的问题上，人们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其中许多观点都缺乏科学依据，只是根据随意观察、文化规范、故事和“经验”得出的。而由于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教育程度，这些观点和看法难免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

2018年9月，成群的大象聚集在克鲁格国家公园的人工水源地

01

谁在说“大象问题”？

所谓的“大象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我们这位茶余饭后大谈大象问题的“业余生态学家”看来，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大象显然太多了。当地和大象一起生活的农民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看法。但对于大象保护者而言，所谓的“大象问题”是现存大象缺乏生存空间，事实是整个非洲地区的大象数量出现了惊人的锐减。

正如许多科学家和巡护员长期以来所主张的[1],[2]，我们需要从全局出发，全面看待大象及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同时考虑不断变化的栖息环境、与大象一起生活的人们以及人类给土地和大象本身带来的改变。本篇报道主要关注非洲南部地区，但我们探讨的许多原则和观点适用于大象可能生活的任何地方。

02

历史

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南非低地草原上大象的历史。

萨比森保护区（SabiGame Reserve，大致是现在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南部园区）宣布成立时，只剩下不到10头大象。贪婪的象牙猎人夺走了这些巨大生灵的生命。成千上万大象因为象牙惨遭杀害，更多大象因为对人类的恐惧而离开了这片地区。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情况愈演愈烈，曾经在克鲁格国家公园里悠闲漫步的象群逐渐不见了踪影。

我们把大象称为“关键物种”，就是说如果你把大象从生态系统中拿走，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发生变化。我们没有象牙猎人出现前整个泛克鲁格地区的准确植被信息。象牙猎人到达此地时并没有闲情逸致测量植被结构，开枪时也没有过多地注意草地的构成。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也没有留下任何植被信息的记载，更不可能提供200年以前的准确生态口述史。好在我们可以从古生态学中推断出历史上非洲南部林地的范围[3]。古生态学证据表明，林地的扩张和收缩似乎受到了气候的影响。但是，我们依然很难了解当时大象和林地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了解当时大象的准确数量。[4]

大象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史相对更容易理解，我们总是在杀害动物，人类是这个星球最有效率的捕食者——不信你可以问一问那些灭绝了的物种，听一听它们的魂魄在记录和报道中的喁喁低语吧。我们无法容忍任何给会我们带来不便或者对我们和孩子造成死亡威胁的野生生物。而且，肉类是人类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因此过去，我们会不时为了食物和防御而捕猎大象。即使在殖民者拿着枪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大象也已经知道了要避开人类居住的区域。

回顾过去是为了说明，我们无从得知殖民者受到欲望的驱使开始狩猎大象之前，这里的植被是什么样的。明确这点很重要，因为虽然缺乏对过去植被情况的了解，但我们还是会自说自话地断言植被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什么样，然后武断地根据自己的假想尝试管理这些构成生态系统的庞然大物。

一头小象在啃食黑猴刺树（Senegalia burkei）

03

大象喜欢在哪里生活？

非洲草原象喜欢生活在远离人类的水域附近，它们会在这里安家，避开茂密的森林和完全没有树木的草原。白天最热的时候，它们需要找地方乘凉，需要泥浆冲凉，还需要食用各种各样的植物。如果能找到优质的草本植物，它们就会吃草本植物；如果草本植物的质量下降，它们就会啃食其他植被。草地覆盖率下降时，大象，尤其是公象，会对木本植物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于围栏和人类居住地的存在，大象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今它们的实际活动范围只占到潜在活动范围的17%。它们再也不能自由地在各种各样的景观中漫步，忍受或享受气候导致的栖息地变化。事实上，现在大象占据的栖息地面积减少了，植被种类和空间也都不充足，种群数量自然无法稳定下来。

克鲁格国家公园虽然以国家公园的标准来看并不小，但却是一片又长又窄的区域。莫桑比克沿海平原和西部德拉肯斯堡之间的大象东西迁徙路线被完全切断了，大象的食物和栖息地的多样性大大降低。公象是最具破坏性的觅食者，以前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沿海的泛滥平原上吃草，但如今的克鲁格地区却不允许它们这么做。同样，围栏和人类活动也减少了大象进入这些地区的机会。

当食物少无法填饱肚子时，大象会被绿色的农田所吸引，尤其是靠近水源的耕地。然而，当人口密度或土地开发达到某个阈值时，大象就会离开这片土地（阈值因地区而异）。

04

大象会对植被造成怎样的影响？

大树的减少和大象的存在之间的联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密切[6]。

毫无疑问，大象会破坏树木。它们会啃树皮、推倒树木，还会阻碍树木正常生长。但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也为其他物种提供了栖息地，传播了种子，让土壤更肥沃，并且开辟了新的林地。在开放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大象造成的不可逆破坏非常少见。作为大型动物，它们给植被带来的影响对于普通业余观察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消失给植被带来的影响也一样并不容易被游客观察到，虽然意义深远[7]。

研究显示，非洲南部保护区每年都有1%-4%的树木遭到大象的破坏[2]。这种程度的损失尚在生态系统的承受范围之内。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消耗会改变植被的结构。我们同样有必要认识到，大象并不是唯一会破坏树木的动物，无论是幼苗还是大树。例如，有证据表明，黑斑羚吃掉的树苗远比大象更多[6]。其他食草动物、火灾、洪水、干旱和疾病都会影响树木的成活率。

大象对河床植被的影响尤其明显。许多人非常关注非洲南部地区马鲁拉树、荆棘树和猴面包树被毁的问题。大象也确实倾向于损毁可乐豆木和风车子属植被。

然而，人们很少注意到以下三点重要因素：

1 硬木树会自然死亡，而且腐烂期很长，因此“损毁的树木”会长时间留在那里被我们看到。

2 20世纪初，牛瘟的蔓延和过度捕猎带来影响面极大，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锐减，至少之后的五十年内都没有恢复。显然，少了动物的干扰，反而为林地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尤其是河岸地区的林地。这些地区当前的植被消耗模式和植被结构可能更“自然”，这点从整个南部非洲的河漫滩平原就可以看出[2]。

3 历史上，人们常常会在居住地附近（通常是水域沿岸）为了捕食或防御与大象发生冲突。因此，大象会避开人口密集的人类居住区。反过来说，我们占据的地区植被受到大象的影响远比远离人类聚居区的地区小得多。

考虑大象及其对植被的影响时，我们还需要记住一点。自然地区植被变化与大象数量变化的周期几乎肯定比人类寿命长。换言之，即使专门评估大象的科学家，看到的也不过是自然界更大周期中某些时间点的快照（许多科学家都承认这点）。我们很难了解自然界更长的周期，更不用说对此进行管理了。

冬季，一头小公象正在啃食马鲁拉树（Sclerocarya birrea）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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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生态承载力

1967年，克鲁格国家公园开始大规模捕杀大象时，野生动物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了维护物种的“自然平衡”上。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间，控制动物数量是许多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重点。[2]

克鲁格国家公园的目标是将大象的数量控制在7000头。这个数字是根据每平方英里土地供养一头大象的假定生态承载力计算得出的，但我们很难确定这个数字背后明确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缺乏明确科学依据这点非常明显。[8]

为了保护非洲南部地区（主要是万盖）的“黄金生态承载力”，7万多头大象惨遭屠戮。人们认为，这么做是在保护大象的栖息地以及与它们共享这些栖息地的物种。但在事后科学更加进步时看来，这套捕杀计划似乎过于简单了。

首先，人们为非洲南部地区动物提供的人工水源数量似乎并没有影响对大象的管理办法——人们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到处供水可以提高大象的存活率，并减少大象的迁徙行为。

虽然人工供水可能是出于好意，但结果却令人质疑。正如鲁迪·范·阿尔德（Rudi van Aarde）教授所言：“控制大象数量几乎不能消除它们带来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造成影响的不止是大象数量这一个因素……”[2]

和许多专家不同，艾伦·萨沃里（Alan Savory）愿意承认错误。他表示，自己要对20世纪60年代屠杀津巴布韦境内4万头大象一事负责。那段时期过后，他判断问题不是由大象造成的，捕杀大象对于改善他研究的草原环境收效甚微。[9]

大象需要喝水和冲凉……它们也喜欢在水里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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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宝贵的生命资源

大象很少会走到水源方圆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它们理想的活动地点是水源方圆五公里以内[2]。水源附近的食物耗尽后，大象就会迁徙到更远的地方。这种迁徙会给象群带来压力，尤其是在干旱时期，幼象的生存会因此受到威胁。人工水源明显消除了这一影响。

非洲南部大片保护区中，水资源集中在常年流淌的河流，以及每年雨季才会出现的溪流和季节性滩涂。这样的水资源分布意味着，大象和其他动物会在干旱的冬季聚向常年不断的水源，在潮湿的夏季四下散开。显然，食草动物能够通过这样的迁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耗景观资源。

直到1994年，克鲁格地区开设了300多个人工水源。不出所料，大象的数量增加了。这一开始是件好事，因为当时人们正需要培育野生动物，希望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捕杀的野生动物能够休养生息。

但是，90年代，人们对人工水源的维护欠缺考虑。同样地，万盖国家公园（Hwange National Park 津巴布韦最大的国家公园）、埃托沙国家公园（Etosha National Park 纳米比亚最大的国家公园）和乔贝国家公园（Chobe National Park 博兹瓦纳国家公园，以象群众多闻名）的供水也加强了对水域附近植被的影响，加剧了干旱时期动物的死亡（如今某些情况下依然如此）。[2]

人工水源不仅有利于大象，角马、斑马和黑斑羚（尤其是后两种）这些同样高度依赖水源的物种，不会在距离水源太远的地方活动。人工水源数量增加时，这几种动物的数量就会增加，超过其他一些物种，同时也会吸引捕食者。黑斑羚这样的混合食草动物增加，意味着树苗更容易死亡，也导致了克鲁格地区健康的黑貂、马羚[Z2] 和大羚羊种群的消失，以及当地棕鬣狗的灭绝[10]。

克鲁格地区西部边界的私人保护区是由一些归属个人地主的小块土地拼凑而成的，这些个人地主都会根据他们自己或游客的需求管理土地。所有这些小块土地上都有许多水坝和人造滩涂。我经常听到地主哀叹大象推倒了树木，但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供水行为留下了大象，大象根本没有理由离开他们的土地。供水意味着生存最艰难的时期（干旱时期），大象会聚集到这些地主的土地上，而此时也正是树木最有可能被大象推倒觅食的时候。

大象会更集中地聚集在靠近水的地方，消耗这些地方的资源，而不会去到更远的地方。例如，如果水资源像萨比金沙地区（Sabi Sands）一样在整个景观中均匀分布（克鲁格地区现在有大片没有人工水源的土地），那么大象对各个地方造成的影响将会是一致的。那些能够形成“草料库”的地方，原本只是在干旱时期被食草动物光顾，现在却成了食草动物长期聚集觅食的地方。如此一来，在有水供应的地方，干旱期间因饥饿而死亡的动物反而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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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数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在非洲南部大部分地区，大象并没有得到集中管理。我们只在一些地方为大象提供水，保护它们免受偷猎。在南非，我们为大象提供大量的水，并通过捕杀、迁移和围栏，对大象进行更集中的管理。相较对大象放任自流的地区，南非大象的数量增长更加稳定，增长幅度也大得多。这表明，我们的善意刺激了大象数量的增长。[2]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的一点是，非洲南部地区的大象数量实际上相对稳定。  十多年来，博茨瓦纳北部地区大象的数量一直稳定在13万头左右。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差异可能是由于大象的跨境迁徙造成的。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打消人们对大象影响的担忧，但这个例子确实表明，我们正在逐渐实现某种自然平衡。这种平衡会持续多久尚不得而知，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持续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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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象冲突

要求减少大象数量的呼声主要来自与大象共同生活的人们。他们往往生活在没有围栏的保护区之外或附近。他们的诉求并不难理解，很少有人能够容忍生命和生计长期受到威胁，尤其有时仅仅一次人象冲突，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一切，譬如作物、牲畜，甚至家庭。可悲的是，政客和战利品狩猎组织的成员却抓住了与大象共同生活的农村居民的困境，借此鼓动人们通过捕杀手段减少大象数量。[11].值得怀疑的是，除非我们能以工业化的规模捕杀大象，否则战利品狩猎反而会进一步刺激人象冲突，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大象更害怕人类，提高大象攻击遇到的人类的可能性。

随着保护区之外人类和/或大象数量的增长，人象冲突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我们对栖息地有着与大象类似的需求。人类聚居区需要靠近水，肥沃土壤中生长的作物则会吸引大象，尤其是公象的注意。许多人都在努力缓解大象和农村地区人民之间的冲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整个非洲南部无围栏地区的大象数量相对稳定，但人类数量却在不断增长。因此，仅仅从大象数量的角度来看待人象冲突的问题是不正确的。

也就是说，当地居民必须改变把大象视作生存威胁的看法，这点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当地人需要从大象身上获益，旅游业是一个不错的手段。即使猎杀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人们也需要避免有针对性地狩猎拥有巨大象牙的大象，以防相关基因从大象种群中消失。最重要的是，与大象共同生活的人们必须看到大象能够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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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管理目标：多样性

大多数保护组织的关键目标是改善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中一项方法是通过管理，尽可能提高区域内的多样性。换言之，管理大林波波跨国公园（Great Limpopo Transfrontier Park 非洲南部跨南非、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三国的国家公园）这样的地方时，人们需要最大限度增加不同栖息地的数量。其中一些是主要区域，一些是边缘区域，一些是还没有动物栖息的区域，一些是已经被占据的区域。不同栖息地的密度应该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自然变化，与分布不均的可用资源保持一致。在足够大的地区，理想情况下这种景观的多样性会导致亚种群在数量、增长率等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亚种群的视角来进行管理。[12], [14]

为此，克鲁格国家公园目前计划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关闭水池，留出大片没有人造水源的区域。1995-2008年间，克鲁格管理层将人造水池的数量由340个减少到了116个。少了对水资源依赖较大的物种的竞争，对水资源依赖较小的物种开始蓬勃发展。事实上，南非国家公园组织（SANParks）的管理举措侧重通过操控空间来控制影响，而不是像50年代至90年代早期那样使用“命令和控制”的手段。[2], [13]

我们这位茶余饭后大谈大象问题的“业余生态学家”不懂，当他在十月的某个晌午开车载着家人沿可乐豆木和辛韦济休息营地（Shingwedzi Rest Camps）之间的主干道行驶时，因为位置关系，水池看起来就像是天灾降临时造成的，因此他和家人才会看到大象和其他动物晌午来这里喝水。他不明白，他所能看到的公园只是整个生态系统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眼前的景象之所以看起来可怕，只是因为水池的位置和当时的季节。

减少人工水源可能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干预措施。密集分布的水池会对一片区域产生统一的影响，缩短大象迁徙的距离，减少幼象受到的压力，提高它们的存活率。关闭人工水源会促使大象更密集地利用自然水域周围的植被，给幼象带来生存压力，减少大象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远离水域的植被可以得到恢复。显然，这只适用于具有多样性的大面积区域，不适用于需要对大象进行更直接管理（如避孕、迁移等）的小型围栏保护区。区域面积越大，大象经历多种不同生活环境的机会也就越大，这些生活环境可能会限制大象在该地区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数量增长。[2]

10

前进方向

理想情况下，大象保护区需要与廊道相连，并增加缓冲区，创造各种不同的景观和栖息地，促使大象不均匀地消耗植被。在非洲许多地方，大象会在保护区以外大范围游荡。即使有人类存在，这些地方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我们必须缓解这些地方的人象冲突，可能会和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应该从保护大象上获得一定的益处。尽管我们许多人可能不喜欢，但我们必须倾听支持狩猎的观点。

适应性管理同样也至关重要。大象问题十分复杂，我们需要建立不断更新的知识库，并据此制定动态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思考保护和管理问题，尤其是对会引发情绪和情感变化的关键物种的保护和管理。除了一些小公园，大部分保护区已经不再流行使用“命令和控制”的手段来维持“自然平衡”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模拟自然系统动态的方法。现如今的保护和管理方法更注重土地和生态过程完整性，而不是大象和其他物种的数量。具体到大象这一物种，这类方法意味着通过去除人工水源来将大象赶出某些敏感区域和需要休养恢复的区域。

跨国公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竖起的围栏越少，大象在保护区之间迁徙就越容易。只要我们不提供水源阻碍大象迁徙，它们就不会产生集中性的影响。

有没有哪项措施已经经过了实验？有，大林波波跨国公园和克鲁格国家公园已经践行了其中一些措施。1994年大象捕杀行动结束后，大象数量大幅增长，但2003年以来增长率有所放缓，由捕杀期间的6.5%降低到了约4.2%。水源方圆五公里开外的区域大象增长率波动没有趋势可循，而水源方圆五公里以内的区域大象增长率则是恒定的[2]。2017年，克鲁格国家公园估计有19927头大象。大象数量会趋于稳定吗？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考虑到大林波波跨国公园不同于简单数量管理的景观管理措施，大象数量很可能会保持稳定。令人鼓舞的是，2012年，非洲东部和南部的36个大象种群中，有22个种群的大象数量已经保持了长达约十年的稳定。我们无法确定眼下的局面能否永远持续下去，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过程在限制大象数量上发挥了作用。

如果我们对大自然感兴趣，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没有足够的历史记录或生态资料，无法采取“命令和控制”的方法保护大型保护区内的关键物种。我们必须管理土地的多样性，尽力模仿自然，同时承认某些地方人为造成的景观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也必须接受，有时我们可能有必要把捕杀作为最后手段。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大象问题是否存在？这取决于你的观点，取决于你生活的地方，取决于你关心的土地，取决于你的目标。和自然界的一切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比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更加复杂。

马赛马拉的一头公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