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转自绿发会公众号，原题目为《IUCN总干事：为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可行且可操作的框架》。

2018年，笔者作为中国绿发会代表参加了国合会2018年会的“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论坛。论坛聚焦于以下3个问题：①如何设计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的方案？②如何建立新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提高各方的参与度？③怎样相互借鉴世界各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的最佳实践？其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总干事Inger Andersen博士带来的一场题为《“如何为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框架”》的主旨分享，让笔者影响尤为深刻。IUCN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影响深远，这点全球公认。这位女掌门的思想，值得中国保护界同仁了解，故特将讲话全程视频、文字内容整理出来，与中国绿发会微信公众号 (ChinaGreenExpress) 读者朋友分享如下。文字仅供参考。

她开篇名义地指出，自然保护势在必行。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正在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但规模并不大；对人和自然的不显现的威胁普遍存在，但是未被广泛理解。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社会层面是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实现主流化。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支持，情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在谈到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2010-2020）时候，她介绍了愿景：到2050年，与自然和谐共处，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恢复和明智地使用，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维持健康的地球，并为所有人提供必不可少的福利。

2020年的使命是，要采取有效和紧急行动，制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确保到2020年生态系统具有恢复力并继续提供基本服务，从而确保地球的各种生命，促进人类福祉和消除贫困。为了确保这一点，那么就需要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回复生态系统，可持续地利用生物资源，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加强能力建设，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和价值观纳入主流，有效执行适当的政策，并以健全的科学和预防方法为基础进行决策。

她这个主旨演讲中，于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Missing the Targets”（遗失目标）的这一段。目前的爱知目标，哪些是原本应该、但却没有被纳入的内容？她就此列出了一张表。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2020后全球框架。请注意：它是一个全球框架；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框架；要契合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影响和信息；要注意2020年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2050愿景是什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简单；这个表述听起来比较被动，但是仍然很流行。成就取决于即刻行动。

是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流行。笔者觉得，和谐是一种传统价值回归。万物冲气以为和；和实生物；天人合一。其实她的这个表述和十九大报告十四项治国方略中的第九条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也是内在一致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另外，目前正在埃及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4）上，在31项议程中，第17项正是“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长期战略方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办法，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大会将重点讨论《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设想，并将审议《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长期战略方向》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办法”。[注1]

面向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自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有对自然保护的雄心壮志；2030年后的议程采用新的“生物多样性要素”至关重要。

因此，2030年使命和最高目标：以存在主义的方式表达：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总体“最高目标”-基于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必须是可量化、可跟踪的，这样世界各国、社会、城市才能去采纳它、去用它并且去衡量它；要向类似于IPCC报告中如“相当于2℃/1.5℃”这样来表达——简洁、行动导向、大胆，量化！它必须是可衡量的（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物种、生态系统、遗传多样性）；要表达出必要性和可行性。

最高的目标（Apex traget）看起来可能长啥样？她表示，我们尚不知道，但是它可能会看起来描述为这样的语言：“到2030年，采取必要的行动，稳定物种、生态系统和遗传多样性的趋势，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贡献者。”没错，这是一种描述。可是，怎样来衡量呢？

因此首先，要描述物种、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状况。因为我们想要的最终是：零灭绝、零生境丧失。要综合的普查可以获取关于1.物种 2.遗传多样性 3.生态系统的。物种、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变化趋势可示范性地测度；目标既适应于国家，同时也适应于企业和非政府行动者。

这并非痴人说梦。如果我们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一届缔约方大会的话，当时大家都说：“哦，天哪！这怎么可能？气候变化如何衡量？”后来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它当然是可能的。（笔者注：这个对比让我想起在2017年10月份参加的《世界环境公约》论坛上，公约草案文本起草者Yann Aguila曾经对比该新生公约与50年前的人权公约。针对有提问者说“感觉《世界环境公约》不接地气”，Yann回应时举例说：我们可以看到在1966年时无人关注人权，当时联合国讨论人权公约的时候人们也觉得不接地气；而时隔五十年后的今天，“人权”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联合国人权公约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指导全球的一个文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而且是一个日益严重的挑战，而《世界环境公约》也将充当这样一个有前瞻性的角色。）

接着她谈了五大战略目标。①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根本原因 ②缓解直接压力 ③改善生物多样性状况 ④增进所有人的利益 ⑤支持采取行动。

2020后，朝向2030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所有目标的可衡量性都有待提高；必须以科学为基础；解决承诺差距（未包含在目标中的必要行动）；实施差距（目标尚未实施）。我们需要确保这些目标都有明确的产出；要让人们能够理解它们。

Inger Andersen谈2020后实地保护目标。摄/CBCGDF

目前，很多讨论都在纠结于到底多少多少面积比例的保护地（percentages）。15%？50%？60%？……当然，所有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更要高瞻远瞩的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考虑。接着她讨论了2020后实地保护目标：

① 陆地：30%-60%-10%

*** 30%的荒野区域继续保留；（她提到：之前马克平研究员在另外一场主旨演讲中已经提到了这些荒野地区在哪儿）

*** 60%受各种人类活动影响的景观 - 使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增加。她提到“working landscapes”这个概念（不知道被谁译为了“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景观”）。

*** 10%高密度的城市 - 绿色化并且高效。

要让它们都尽可能多地具有生物多样性。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今天我们使用大量的杀虫剂、除草剂、化肥……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一种激励制度来进行补贴，来实现生物多样性上的正面激励作用，保持我们所需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② 海洋：30%

③ 对17%陆地和10%海洋的目标积极响应，但这还不够！物种丧失的形式非常严峻；只是用保护区的面积比例来衡量还不够。

④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所需的地球（土地、淡水、海洋）资源的百分比，关乎巨大的利益；保护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和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域势在必行。

⑤ %单独是不够的——在自然保护地面积增加的同时，物种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持续降低。

然后，Inger Andersen谈到2020后目标该怎样来弥补这个显著的差距。她举了几个例子：

① 陆地物种的可持续利用（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请注意，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这个问题，没有在当前的“爱知目标”中得以体现。

②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健康的贡献。这个问题刚刚开始得到重视，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听说过人畜共患病，比如野生动物能够把病原体传给人类；然而，尽管自然可能成为疾病之源，同时自然也是健康之源。她举例说某个国家的医生给一些心血管应急反应、糖尿病等患者开的处方是“亲近自然”。（其实笔者也注意到此次CBD CoP14也将这个问题列为了31个议程之一，两年前还讲得比较少。现任CBD执行秘书长帕尔默博士曾经在2017年4月份的世界健康日以“抑郁症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作为主题公开发表文章，当时绿会翻译发布了那篇文章《亲近自然与生物多样性，能治疗你的抑郁症》，也由此而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健康的意义开始被从各个角度来讨论。）

③ 性别问题、土著居民的参与；

④ 塑料和其他污染；

⑤ 生物多样性与和平；人类冲突与移民。

接着她谈论了2020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将得到加强；评估国家目标对全球目标贡献的可能性；如果不可能实现全球买吧，可能要求缔约方扩大雄心；增加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问责机制和承诺。

很多国家制定的战略计划有点不接地气；人们从不去接触它们；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接着她谈了如何累加贡献能力（Add-upability）：在愿景、使命和全球目标之间建立清晰、可追踪的联系；明确全球和国家层面目标之间的可跟踪联系；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为“累加”作出的贡献；监测工作评估国家目标是否会在影响方面“加起来”，达到全球目标的意图（以及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如果不能“贡献”，缔约方应接受挑战，扩大野心。[注：感觉PPT译者此处对“Add-upability"这个词翻译恐怕有待商榷，求读者高见。]

如何协同增效（Synergies）? 增强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协同作用”；多边环境协定需要参与后2020框架的制定；自愿承诺可以通过共同报告来促进协调一致。她例举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国际公约有很多，她例举了CITES, RAMSAR, CMS, UNCCD, …… 要确保它们能够协同增效。（笔者注：这跟她之前谈到的“2020后全球框架是一个全球框架；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框架”是一致的。）

接着谈了“超越国家的自愿承诺”：类似于UNFCCC COP21上达成的巴黎行动议程；对CoP15的自愿承诺；让商业、银行、城市、地方政府等等都能够参与进来；把2020后生物多样性目标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的使命联系起来；每次召开缔约方大会，都应该审查各国的承诺：“抱负”与“承诺差距”的问题；而且要开展全球调查来监测进展，使各国（以及非国家行动者）能够“加速”。

在谈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4）时候，她提到：为人类和地球投资生物多样性；迈向有意义的2050愿景；高级会议（涉及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与采矿、健康等领域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非洲生物多样性峰会；商业论坛，自然文化峰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议题。（注：在这个环节中，她提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习主席的会见以及对于2020 CBD在中国举办的CoP15的交流，我觉得除了把巴黎气候协定和CBD作类比，还可能跟IUCN即将于2020年在法国举办的2020世界保护大会（WCC2020）也有关。）

她的演讲内容丰富，但是时间限制15分钟，所以后面关于CBD进程和时间表等页面跳过去了。笔者留意到她列举了的五步曲：在2018年的2个进程；以及2019年11月份举办的生多科咨机构（SBSTTA）第23次会议的进程；2020年5-6月时CBD科咨机构将审议框架草案、并且为COP15准备建议；CBD COP15——路在前方。

IUCN总干事Inger Andersen与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Arthur Hanson）摄/CBCGDF Linda

（观察：Inger的PPT中在描述2020-2030后目标的时候，把它描述为加了引号的“爱知目标”。这个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我更愿意称之为“北京目标”。2010年是日本爱知的主场；2020是中国北京(?)的主场啊！呵呵~~）

（注：1.本文根据视频内容整理，仅供参考。2.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绿发会）

整理/Linda 核/花花 编/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