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9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21年年会主题论坛“从生物多样性到气候变化：凝聚全球绿色价值链新动力”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办。论坛围绕全球绿色供应链顶层设计和国际协调机制、全球绿色供应链保障和激励机制、绿色供应链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讨论，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共同承办。

以下为第一单元嘉宾发言实录摘编：

伯格洛夫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和转型，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已经在过去20年翻番，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推动技术进步尤为重要。

如何推动绿色价值链发展，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价值链的治理体系非常复杂，通常取决于一些龙头企业，他们能够推动提高效率和脱碳。这些企业可能会受到来自股东、相关方、政府、监管机构等各方的压力。他们会越来越关注其业务所在国是否有相应的绿色基础设施，比如是否提供绿色电力。绿色服务能够吸引更多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加起来可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希望能与各国龙头企业及其东道国，特别是对绿色价值链感兴趣的企业和国家合作。

韩森

世界资源研究所食物、森林、水、海洋副总裁

大多数软性商品已形成全球性供应链。这也是为什么情况更加复杂，原来只与一个国家有关，但现在供应链取决于其他国家需求，还有运输成本等因素。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非常重要。刚才提到的五种大宗商品，中国是棕榈油第二大进口国，是其他四种商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国。中国有机会推动建立绿色软性商品新时代。

软性商品绿色供应链需要从三方面进行转型：需求侧、供给侧以及配套支持措施。需求侧方面，企业应该实施零损失大宗商品采购政策。行业协会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合法、可持续的软性大宗商品采购。

供给侧方面，农民需要技术和资金支持，赋能绿色转型，帮助农户解决如何不砍树就能实现产量目标的问题。

配套支持措施方面，创新工具支持透明、可追溯采购供应链体系，比如卫星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此外，还需要政策支持。各国可以在贸易协议、双多边协定中加以规定，作为支持软性大宗商品绿色供应链的配套措施。国合会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提出希望建立全球绿色价值链研究所，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制定政策、设计项目，推动绿色价值链实践。

推动转型能够产生巨大收益，对环境、供应链安全有益，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另外还能帮助落实国际协定，满足未来的市场需求，实现生态文明愿景。我们需要传递致力于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的意愿，发出重要市场信号，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库珀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副执行秘书

希望全球绿色价值链能够在即将举办的COP15中得到充分讨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带领我们实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或者说建立生态文明。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在未来十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9年中生物多样性需要逐渐得到恢复，需要采取有力行动推动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为实现目标，必须在生产和消费大宗商品方面推动大量改革，特别是农业，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等，也就是软性大宗商品。软性大宗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管理对生物多样性的未来趋势至关重要。

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期。中国可以有很多机会发挥作用。第一，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商品的最大进口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可以通过双多边合作发挥作用，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第三，发出信号很重要，比如我们已经发出信号，全球开始向低碳经济转型。要释放同样的信号，引导农业朝着有利于自然的方向转型。中国作为多元化的国家，不只是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还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从生产和消费层面推动积极的政策，影响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国。

如果这些相关方形成联盟，将带来强劲势头，不仅有利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也有利于其成功落实。我们不能再次错失机会。2020后框架已经有很多相关目标，可以推动生物多样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主流化，减少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更负责任的消费模式、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

石井菜穗子

国合会委员，东京大学理事、未来愿景研究中心教授、全球公共中心主任，全球环境基金原首席执行官兼主席

推动全球绿色价值链发展符合中国利益，可以推动各国共同合作。日本63%的食品是进口的，这些产品的价值链不完全绿色，其中有很多隐含的环境成本，特别是软性大宗商品造成的热带雨林破坏等。推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非常重要，但我们也处在囚徒困境中，没有人愿意带头破解困境。我们需要推动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改变，包括生产、贸易和消费等所有环节。这项工作确实不容易，希望有些国家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相信中国可以实现这点。

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在构建绿色价值链过程中，需要构建一个平台，不仅要让生产国参与，也要邀请日本这样的消费国，从生产和消费端双管齐下，携手推动进程。除了中国这样的主要消费国，还有其他消费国和地区，包括欧盟、日本等。

第二，如何对自然资本进行合理定价。在现有经济体系中，自然资本没有得到合理定价，未来需要考虑让自然资本内化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好消息是，企业界已经有所作为，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开展相关工作，包括TNFD等框架。

金文成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农业是天然绿色产业。农业农村承载着绝大多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从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角度来看，农业具有很强的碳汇功能。所有作物生长都要依赖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转化为秸秆或者果实等农产品，所以与生物多样性相适应，农业多功能性和多元价值就有了充分体现。

农业多功能性主要体现四方面，包括保证粮食、食物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传承农业耕作文明，生态涵养与保护，以及观光休闲。中国农业碳排放有三个结构性特征：一是农业排放以非二氧化碳为主，甲烷、氧化亚氮排放占70%以上；二是农业排放以种植业和养殖业碳排放各占二分之一的局面正逐步发展为种植业、养殖业和能源消耗三分天下的格局；三是机械化带来能源消费成为农业碳达峰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率大概为70%的水平，还有上升空间，这将成为农业碳达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需要引起关注。

第二，农业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中还处于弱势地位，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农业保护行为很难转化为市场价值，导致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友好农业生产行为得不到有效激励；另一方面，因为农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友好行为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他们采取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意愿和能力不足，农业往往成为气候变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比如出现极端气候，很多农田要减产绝收。

第三，要多关注农业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固碳问题。可以在四方面开展合作。一是构建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核算体系，为农业减排固碳进入交易市场或者量化农业奠定基础。二是以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排为切入点，深入探索农业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三是加强基层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应对变化方面的能力建设，特别是防止一些地方一刀切。四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农耕文明，推动农业经济方式变革。

郝博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亚太区高级经济顾问

全球价值链有两个明显变化趋势：一是地理上来说全球绿色价值链缩短了，通常纳入区域价值链或者通过再保险实现；二是全球价值链冗余度增加了，降低风险，提高灵活性和竞争性。这些变化为完善全球价值链，促进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开了大门。中国的规模加上“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使其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避免重新建立不可持续的旧常态秩序，着眼于建立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常态，解决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问题，同时减少不平等和经济霸权。

以下为四项具体行动建议：

第一，强化并扩大中国对从事国际业务公司的监管框架，使全球价值链更加绿色。第二，制定政策推动对气候负责、对自然有益的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投资，防止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以及排除或边缘化某些群体。第三，在健全的贸易分析基础上建立新的、更加绿色的全球价值链，建立相关指标，并在各个层面整合循环或共享经济。第四，要开展国际合作，利用与政策相关的、及时的、可公开的数据，构建透明的环境披露制度。

王雪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实施透明度部门会员国报告评估负责人

第一，今年的COP26非常重要，如果想要避免温升突破1.5度，必须尽快携手确立雄心勃勃的目标。全球应共同合作，在所有领域实现减排，实现2050年左右净零排放目标。同时要共同努力消解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并采用适应性方法，提高气候韧性。

第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协调一致性是实现双赢的最佳方式。比如在农业、林业等土地利用行业推动气候减缓，适应地方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可以提高价值链的可持续性和韧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态系统压力，自然森林还有很高的固碳功能。《巴黎协定》呼吁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型，绿色价值链和循环经济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加强国际环境公约协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密切相关，从社会、经济和环境来说都是如此。三个公约秘书处正在努力携手解决挑战。比如三公约秘书处在2001年建立工作组，推动信息共享，共同协调国家承诺。国家承诺在发挥协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使政策工具和落实更加有效。COP15和COP26带来了进一步沟通和合作的机会。

2050年净零目标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最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各国采取什么行动实现目标。决策和行动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