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恰值我国《“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将要收官、“十五五”生物经济及生物制造发展规划酝酿制定之际，2025年5月27目，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生物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邓心安主任欣然接受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经济研究中心三位记者的联合采访。采访内容主要针对我国生物经济、生物制造及基因产业的发展态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拟采取的对策建议。

此为采访后整理出的全文，采访内容的主体部分已经发表或融入新华社新媒体平台与相关智库报告中，两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一

记者：在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总书记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基因技术这一“未来产业”发展现状究竟如何？已经成为、能够成为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点”？

邓心安：人类经济社会正在从千万年来的“改造客体”时代进入“改造主体”时代，而推动主客体改造时代进程的动力源便是基因。基因技术及其产业是生物经济的前沿与核心。

信息经济时代“万物互联”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业蓬勃发展。预计全球性生物经济时代将于“十五五”期末即2030年前后到来。最大的两个特征，一是由“改造客体”向“改造主体”转变；二是生物基产品得以廉价而普遍应用——如今天的信息技术产品廉价而普遍应用一样。届时，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生物新药、基因检测等技术应用将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加持下实现“降本增效”“系统熟化”，以至规模性产业化，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由“万物互联”的信息经济时代，转变到 “万物共生”与“万物互联”并存生物经济时代。

从信息经济时代的“万物互联”到生物经济时代的“万物共生”并不矛盾，而是各有侧重。“万物共生”是一种包容性创新发展理念，是与当代“万物互联”相对应的绿色生态发展观。相对而言，“万物共生”更难、更久远、境界更高，更符合高质量绿色生态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的价值理念，以及“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中心的“人本化”发展观。

基因编辑可望扭转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困境，带来“第二次绿色革命”。合成生物学是继“DNA双螺旋发现”“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之后“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的标志，可望成为推动未来第五次工业革命（工业5.0）的核心动力和标志性技术（工业1.0-蒸汽机；2.0-电力；3.0-电子；4.0-数字物联）。生命科学与现代生物技术是造福人类未来、增进健康福祉、促进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即可持续发展的前沿技术，将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对应信息技术的“二生”）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

二

记者：在您看来，基因技术的应用或基因产业的发展，除了经济账、产业账之外，和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着怎样的关系？

邓心安：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所能造成的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的潜在威胁，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如工业经济存在资源过度消耗、严重环境污染，信息经济存在重大的信息安全、信息泛滥及信息诈骗等问题一样，基因技术的应用与基因产业的发展，在深刻改变人类“三生”方式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生物安全问题。由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基因武器、实验生物安全，以及与基因改造生物、人造生命与人工智能等相关的伦理问题。

我国在鼓励基因技术创新，发展生物产业与生物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严防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保护并优化生态环境，平衡应对“基因治疗”“克隆人”“干细胞”等相关伦理问题。生物安全系统建设的关键在于“以人为本”，包括建立医疗卫生和健康管理体系及生物安全预警机制；完善重大传染病与动植物疫情等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全称《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对世界绝大多数有能力研发基因技术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但很难排斥少数国家打“擦边球”，采用“模糊”策略或方式研究“两用技术”。全世界都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利用基因技术来制造生物武器，但我国应掌握生物科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而完善应对诸如新冠病毒、细菌弹、基因武器、生物恐怖袭击等的防范体系。

三

记者：从基因检测、基因编辑、基因合成、基因治疗到基因大数据分析，整个基因产业链条十分清晰，和国际先进水平比，有的处于领跑、有的处于跟跑阶段，甚至差距很大。这一产业链条，究竟能否成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突破口？您怎么看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邓心安：原创技术及技术壁垒方面的挑战。以生物制药为例：现有研究发现，除有6000余种单基因遗传病外，危害人类的许多重大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病、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等都与特定基因及基因组相关。目前多数“重磅炸弹”级的药物主要依赖进口或仿制。

人类对健康的追求永无止境，健康医疗是人类生存发展“永恒的主题”——意味着“应时需求、当然重要，生活质量、人本关怀”。生物制药是典型的“三高一长”产业，研发企业需要“重磅炸弹”药物作为下一个研发周期的回报，以弥补研发风险并维持企业的生存发展，这是重大挑战。而挑战中又交织着新的机遇：生物制药生产工艺复杂，仿制难度大，被仿制替代的难度较高。这就需要国家政策在创新与仿制、创新与监管方面保持适度的平衡，综合运用政府、金融、研发企业与市场的“多轮”驱动力，鼓励支持原创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发。

舆情方面的挑战。以具有代表性的转基因食品-基因编辑食品（GMF-GEF）为例：“研发领先，产业化不足”，是我国转基因食品-基因编辑食品产业发展的”怪圈”。基因技术成果长期停留在研发阶段，导致经济效益回报差，科技企业以至相关科研院所和大学，主要靠财政资源投入难以发展壮大。究其原因：一是相关公共政策“模棱两可”，表现在：“支持创新，加强监管” “鼓励研发，审慎推广” “有安全证书，无种植生产” “消费知情，反向标识”——如国内本不存在“转基因花生”，却标识“产品为非转基因花生”；二是社会舆情不利于该产业做大做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公众对转基因-基因编辑食品的认知度偏低，社会抵触情绪严重，非理性声音甚嚣尘上。

调研发现，对个人特别是在职工作人员而言，对基因编辑食品进行强制标识，除满足其消费者知情权外，几乎感受不到由此而带来的成本代价。但对于这一新兴基因产业而言，就涉及到其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涉及由于该新技术的采用而带来的节水、节地、少打药、少化肥等综合效益；更为隐含的是，由于强制标识可能给公众产生的“某某食品不安全”的暗示。

结合基因工程类新食品研发与目前的公众认知状况以及国内外舆情，对于转基因食品-基因编辑食品研发及商业化应用，建议先行制定宽严适当的“中间型”监管及“强制标识”政策，以跟上基因编辑技术发展步伐及其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在基因编辑食品得到广泛应用并实事证明通过政府监管的基因编辑食品的安全性足以保障，且检测技术提升足使标识成本下降到可控的时候，根据其产品属性、用途及国内外市场情况，再制定并实施宽松型自愿标识制度，以促进基因编辑农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自愿标识”应当成为基因编辑食品标识与认知度关系协调发展成熟阶段的满意型决策。

四

记者：包括基因技术在内的生物经济，都普遍具有“三高一长”即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的特点，究竟应该怎样采取怎样的产业、金融、税收、科技等政策，才能推动这一领域持续稳定发展？

邓心安：生物经济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等三大系统：一是与可再生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新兴商业领域；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诸多问题的社会战略；三是涉及改变人们思维和提供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新经济社会系统。生物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使用化石资源生产产品”观念与模式，因而从化石基经济向生物经济转变，将会是长期性、多系列、牵涉面广的系统过程，涉及现有能源结构和土地利用以及跨行业生物质产业链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生物制造等技术研发与综合集成、可持续政策及公众认知等。

从领域上讲，生物经济涵盖农业及食品、生物制造、生物制药与健康、生物能源、生物酶、生物化学品、生物材料、环保与生态服务、生物安全等领域，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效应，因而生物经济的政策及其实施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治理的系统工程。为此建议：

首先，从经济发展观上超越以机械论、还原论思想为主“机械范式”，倡导“生物范式”，给当代可持续发展观赋予新的内涵，以树立与生物经济时代相适应的新可持续发展观，从而推动绿色产业体系建设。

第二，鉴于我国生物质分布状况，在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分布式生物经济模式试点示范。分布式生物经济模式，强调各地区分布式生产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终端用户；并采取网络化智慧布局——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储运并利于循环利用，能够优化解决生物质原料的大规模收集、储藏及运输成本问题。

第三，推进生物科技系列平台建设，加强基因技术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其他领域的集成创新。目前我国生物科技研发以分散、重复、跟踪的传统研发模式为主，没有充分认识到生物经济的可持续性及其基础研究的长期性，也就是未从战略上将生物经济作为可持续未来的综合平台。为此需要加强并整合优化生物经济政策平台、生物实验基础设施共享平台、生物数据库共享平台、种质资源筛选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特别是技术平台，以便为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打下稳定厚实的平台基础，为生物技术产品系统性化集成创新与产业化发展，特别是源头技术创新提供长期稳定的基础保障与新质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并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国策的实施。

五

记者：2023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量化目标》提出30万亿美元目标、再造一个美国。今年4月8日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会提交4万字报告《描绘生物技术的未来》，发出“生物技术领域将迎来一个ChatGPT时刻，如果中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我们跑得多快，都永远追不上”的警告，并提出六大战略行动，包括政府未来5年至少投入150亿美元、建议设立国家生物技术协调办公室等政策举措。大洋彼岸高度重视生物技术，封杀基因技术领域中国领军企业，对此您怎么看？我们该如何应对？

邓心安：当代经济社会面临着食品及营养、健康医疗、能源、环境及气候变化、生态及生物安全等相关的“五大”全球性问题，而生物经济能够为化解这些全球性问题提供根本性的绿色方案。依据在于：生物经济具有产业与经济、食品营养与健康医疗、绿色制造与环保、生物安全与生态等多方面多元化的功能价值，大体可以简称“医、食、美、安”，对于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重塑、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前瞻性意义。对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及主要国际组织如欧盟、OECD等都已制定国家级生物经济战略与规划。以代表性国家为例：

美国 自1999年发布《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以来，美国密集出台了生物基产业与生物经济多项战略政策。近中期的主要政策包括：

2012年，联邦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经济蓝图》；

2016年，能源部发布《为了繁荣和可持续的生物经济战略计划》；

2019年，联邦政府部门间生物质研发委员会发布《生物经济计划：实施框架》；

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系统发布了《护航生物经济》政策报告，提出了美国生物经济面临的风险及维持领先地位的战略措施；

2023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量化目标》；

2024年，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建立一个有弹性的生物质供应：美国生物经济发展计划》，核心目标是增强国内生物基产品的生物质供应链的韧性，促进粮食安全、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美国生物经济的整体发展，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生物经济体系。

德国

2010：《国家生物经济研究战略2030——通向生物经济之路》；

2013：《国家生物经济政策战略》；

2020，德国更新发布新版《国家生物经济战略》（The German National Bioeconomy Strategy）。

芬兰

2010，《迈向生物经济：作为概念和机遇的生物经济》；

2011，《可持续生物经济：芬兰的潜力、挑战和机遇》；

2014，《芬兰生物经济战略》；

2022，芬兰政府发布新版芬兰生物经济战略，即《芬兰生物经济战略：可持续发展高附加值经济》（The Finnish Bioeconomy Strategy: Sustainably towards higher value added）。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1年12月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生物制造相关政策。

我国发展生物经济具有以下优势：①人口资源与巨大市场。②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优势。生物资源最大的特点是可再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次是绿色环保，生物质在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又可以作为植物光合作用乃至人工合成（如淀粉）的原料被消耗，因此整个过程是一个清洁的可循环的生态工业过程，理论上可以实现碳的零排放；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过程比传统的化学过程高效，可以大幅度地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③拥有门类相对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生物技术产业链、供应链体系。④新型举国体制。生物经济具有实体性强、集群与分布式并存、生物资源和学科的跨界及通用性强等特点，因而更需要生物与信息等学科互补、技术集成与融合创新，以及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分工协作。通过改革完善而建立起的具有科学统筹、优化机制、集中力量、协同创新、开放包容、市场配置与政府治理相协调等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生物经济的多元化创新、平台共享与技术集成、生物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5年以来，国际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此，我国给予了足够重视并积极应对。发展生物技术、生物制造乃至生物经济，我国具有人口、市场及生物资源等优势事供给，以及对新质生产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巨大需求。国内外供需态势与综合条件均表明，在“十五五”谋篇布局之际，迫切需要从国家级层面研究制定并应时出台更新的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将目前的“十四五”国家部级生物经济规划，升格为面向未来更加长远的“生物经济国家战略”。

为此，建议整合设立“生物经济部”或“国家生物经济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之类的综合职能部门或领导机构，以便统筹多部门系列绿色政策的制定与配套，统筹协调并实行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生物经济综合平台的建设，以及生物质相关产业融合及其与对应传统化石基产业相协调发展的宏观管理。当前生物经济需要协调配套的政策包括：生物质智慧循环利用研发政策、生物基产品公共采购政策、生物基产业税收减免政策、“双碳”（碳达峰碳中和）“两降”（降碳降塑）政策、倡导推进生物基产品绿色消费的相关政策。

六

记者：在基因产业全球化竞争格局下，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中面临哪些贸易壁垒、技术封锁和知识产权纠纷？应采取哪些策略提升我国基因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

邓心安：强化原创性源头技术，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标准体系，增强“大国博弈”中的底牌，在应对基因技术“霸凌”方面占得先机，避免陷入诸如信息产业被“卡脖子”困境。

基因技术具有多领域的共性、通用性特点；农业及食品、生物制造、健康医疗、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环保、生物安全及生态服务等领域具有共同的生物资源基础；生物科技产品特别是其中的生物医药产品，大多具有“三高一长”即“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以及周期长以及健康质量要求精准稳定等特点。如果没有系统化原创性源头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变革性、颠覆性技术，便难以建立起自主可控的产业标准体系。

对于新产品和新兴行业而言，“得标准者得天下”。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2024年发布《全球生物经济工程生物学计量和技术标准》报告，指出建立标准和指标的必要性。鉴于国际生物基产品与现代生物科技产品正广泛进入产业化阶段，多数生物基产品认证指标及其行业标准有待研究制定，以及生物基产品（BIO产品）大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特点，在“十五五”谋篇布局之际，建议及时部署研究生物基产品绿色认证、政府采购、税收减免、补贴等市场准入方面的政策，以便多方参与合作或牵头组织国际生物基产品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使我国生物基及生物科技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占得先机，或先期融入国际标准认证体系。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多数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巴西、印度、南非等，特别是国际组织，包括欧盟、OECD、20国集团（G20）、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等，均开始加强对生物经济发展的关注与支持，或将生物经济纳入其国家战略。2024年，G20生物经济工作组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就全球生物经济发展制定了十项原则，标志着生物经济成为多边协议的核心主题。全球生物经济峰会（Global Bioeconomy Summit）、世界生物经济论坛（World Bioeconomy Forum）分别自2015年、2018年举办了多届，会议吸引了世界多国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负责人、企业家、智库以及行业专家或研究人员参加；会议同时举办“创新生物产品和服务”展览 ，或发表《世界生物经济论坛年度宣言》（The World Bioeconomy Forum Declaration）。

鼓励我国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研究机构、民间组织、权威媒体等有代表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包括参加相关生物经济国际咨询委员会、世界性生物经济论坛以及其他相关生物经济国际会议，积极响应或参与倡导论坛或国际生物经济有关《宣言》，形成多元化呼声。有实力的生物科技企业以及生物基相关行业专家代表，力争在生物基产品认证指标及其行业标准的研究制定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