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冰川。”

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眼前浮现的会是什么画面？如果不是冰川融化的景象，也许是一只可爱的北极熊，在升温的海洋上孤立无援的模样。即使这些经典的画面可以唤起人们对大自然朴素的感情，人们要理解危机、开始行动，也许需要更加切实的信息。

11 月 30 日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阿联酋迪拜举办。

单读主编吴琦受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WWF 北京代表处”）邀请，以观察员身份来到 COP28 现场，并作为边会专题讨论的主持人参加到 WWF 北京代表处和气候现实项目共同主办的“行动要升温，气候要降温：公众传播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中。

参加活动的气候专家、作家、学者、记者等人从冰川与北极熊讲起，提出许多关于气候传播的问题：如何讲好气候故事，加深大家对与气候议题的认知？普通人能够如何理解气候议题与每天的生产生活之间的联系，并付诸行动？WWF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边会主持人卢伦燕在开场时重申，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22 年达到新高，今年九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了 1.8°C；气候传播变得更加紧迫，只有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气候危机，个人行为和国家政策才能受到积极的影响。

今天单读分享这场主题边会的观点回顾。边会由 WWF 国际理事会主席阿迪尔·纳贾姆（Adil Najam）致辞，WWF 气候与能源议题全球负责人、COP20 主席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Manuel Pulgar-Vidal）和气候现实项目（The Climate Reality Project）CEO 菲利斯·库蒂诺（Phyllis Cuttino）发表主旨演讲。儿童投资基金会（英国）北京代表处气候项目经理祁悦，《碳简报》（Carbon Brief）高级政策编辑西蒙·埃文斯（Simon Evans），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作家陈楸帆参与讨论。

WWF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主持边会

气候传播的三个问题

节选自 WWF 国际理事会主席阿迪尔·纳贾姆（Adil Najam）的致辞

阿迪尔·纳贾姆  我想提出三个关于气候传播的问题。

首先，气候传播如何改变，或者可能改变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气候传播如何改变，或可能改变我们与真相的关系？

第三，气候传播如何改变，或可能改变我们与年轻人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过往，WWF 都很重视此方面的沟通策略，也从中受益匪浅。我们精心选择照片；我们精心选择要传递的信息；还有一个精心制作的形象——我们把熊猫放在衣服上。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亲善力。但随着我们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不断出现：气候变化如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不止是与可爱的动物的关系。当我让我的学生们去想象一个代表气候和自然的画面，很多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冰上的北极熊。这个画面让我感觉很奇妙，因为一方面我喜欢这个画面，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告诉我，有一只北极熊被困在海洋上，等着我去拯救它。这个信息是具有误导性的。我曾经和几只北极熊聊过天，它们可没在等我们（笑）。大自然不是那样运作的。事实上，如果北极熊去参加它们自己的 COP 会议，它们反而会担心我们；如果北极熊会说话，它们会说，那些生活不能自理，忙于自相残杀的物种，并不是拯救其他物种的最佳人选。

© Shutterstock / Ritesh Chaudhary / WWF

我们要以自己作为“超级物种”的傲慢，来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吗？还是要更加谦逊，因为人类仅仅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之一？大自然给予了我们更多，因此人类得负起更多责任来。每当我们构思一个讯息去传播，人类与自然的故事都在被改写。我们把人类描绘成一个超级、超级傲慢的物种，以为自己背负着以某种方式拯救其他物种的责任，这样的叙事已经过于泛滥了。

第二是我们与真相的关系。我和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从事气候方面的工作。三十多年前，我刚开始研究气候的时候，人们会说，气候怎么了？现在，我的工作突然变得很时髦，每个人都想谈论气候。我不确定我是否对此完全满意。我认为某种夸张的手法，已经对我们与真相的关系构成了挑战。没错，气候本身正在为气候变化辩护，然而，我有时讲故事时也会过火——我会去强调、夸张我的故事。我担心有一天有人会反驳说，事实并非像你们说的那样。今时不同往日，我们面临的传播挑战不再只是让人们对气候问题感兴趣，而是如何让人们根据他们实际拥有的信念来行动。因此，如果事实、图像和故事是武器，如何使用它们就尤为重要。

WWF 国际理事会主席阿迪尔·纳贾姆（Adil Najam）出席边会并致辞

最后是我们与年轻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似乎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都更关心、更了解、更热爱环境，尤其是气候议题。他们是气候传播的既有受众；他们渴望这样的交流。我们不知道的是，今天的年轻人是否在更加自觉地践行他们所说的话。我住在美国，我曾看到亚马逊的货车六次来到同一个房子。我向学生提出，如果你是亚马逊 Prime（Amazon Prime）会员，那你已经加入了无止境消费的阵营，那辆货车的排放不是货车司机造成的，是你造成的；如果你使用优步（Uber），还为自己没有车而感到非常自豪，但其实优步的排放不是司机造成的，是你造成的。当我们讲述故事时，我们当然在让年轻人提高气候意识，让他们更有激情，更加积极。但真正的考验必须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影响到未来一代人的行为，从而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我希望会。

用气候本身传播气候变化

节选自 WWF 气候与能源议题全球负责人、COP20 主席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Manuel Pulgar-Vidal）的演讲

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气候变化的最佳传播者就是气候本身。如果你试着和不同的人，不同的世代谈论气候变化，最好的方式是去解释极端气候事件——很不幸，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得更加频繁了。通过谈论极端气候事件，我们可以去谈论整个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地球的运转方式，并且理解每当我们影响系统中的某一元素，我们同时在如何影响整个地球。传播气候变化议题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它可以通过气候事件解释清楚；另外一个是，没有人对气候变化了如指掌，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整合各专业知识、背景和技能，推动相互交流、对话，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第二，我们要追根溯源到气候变化的定义。当你回到气候变化的基本定义时，即便是面向年龄和背景的人群，你也几乎可以解释一切，包括 COP 的整个进程，也包括气候谈判的所有动向。

WWF 气候与能源议题全球负责人、COP20 主席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发表主旨演讲

气候变化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个要素是地球平均温度的上升。你可以谈论 1.1°C，这是我们现在温度上升的水平；你可以说 1.5°C 是升温阈值；你可以谈论 2.8°C，这是我们延续当前趋势将会走上的升温轨道。通过谈论温度上升，你可以解释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你可以让我们去重复那个短语，“1.5°C 能保命（1.5°C to stay alive）”，它有效地向人们传达，1.5°C 是地球维持生命的升温极限。

定义的第二个要素是温室气体排放。当你谈论温室气体时，你得一个接一个地去看——至少去看前两种温室气体。最简单的是二氧化碳。是什么在造成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当然还有烧毁或者砍伐森林的行为，你还可以把这些行为联系起来。然后你可以去看第二种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去解释有机物质能产生多少甲烷，甚至某些石油勘探和开采也同样在排放甲烷。

第三个要素是人为因素。我们谈论的是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排放，以把气候变化与“气候变率（climate variability，指在单一天气事件以外所有空间和时间尺度气候的平均状态的变化）”区分开来。出现诸如厄尔尼诺现象这样的事件，并不是因为气候变化。但我们越发遭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也越发频繁地出现，这是因为气候变化。现在在南美洲的海岸，我们即将迎来更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这让每个人都很困惑：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吗？龙卷风的出现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吗？北方的极地涡旋是因为气候变化吗？类似地，极地涡旋其实是一个气候变率事件，但是它的频率和影响因为气候变化而加剧了。

第四个要素，气候变化是从化石燃料燃烧的初期，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的。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是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要逐步退出煤、石油，最后是天然气，为什么政治家作出的关于化石燃料的决定如此关键。

最后，所有这些要素都参与了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这又把你带到了系统中。暴雨和洪水可能是最常见的气候事件，但并不是唯一的。从极端气候事件，你可以马上联系到社会民生与经济活动。我来自秘鲁，我们依赖水力发电，那么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经济损失呢？我们还有一个资源丰富的海洋，大部分渔业依赖寒流，如果海水温度改变，以此为生的一大群人会面临什么？所以，永远要追根溯源。这是向整个社会，主要是向孩子和年轻人解释的最好方式。

不只谈论影响，必须谈论解决方案

节选自气候现实项目 CEO 菲利斯·库蒂诺（Phyllis Cuttino）的演讲

菲利斯·库蒂诺  气候现实项目（The Climate Reality Project）是一个致力于气候领导力培训的组织，但我们做的不仅是教育和传播，而是带来行动的教育和传播。我们经常谈论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同时知道，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存在绝望的情绪，所以你不能只谈论影响，你必须谈论解决方案。

我们与人们交谈，教他们如何有效地向朋友、家人和同事传达有关气候危机的信息。我们需要政府采取行动，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无论是在沟通还是在个人行为中——比如确保我们的亚马逊购物都能在一次快递中送货。

气候现实项目 CEO 菲利斯·库蒂诺（Phyllis Cuttino）发表主旨演讲

我们正在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减少排放。只有停止燃烧化石燃料，我们才能阻止全球变暖。我们致力于结束化石燃料时代，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其次，我们需要揭露“漂绿（greenwashing）”的行为。我们的对手曾经利用传播手段对付我们，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贬低气候科学，阻止进展；现在，他们希望我们相信，他们是我们的一员，并已准备好来引领转型。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他们。气候现实项目会揭露某些行业的错误传播，揭露他们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并向世界展示，我们可以在没有化石燃料的情况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第三，我们需要为公正转型提供资金。很少有哪个行业，能像全球金融那样加速全球转型或踩下刹车。几十年来，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向世界各地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现在我们需要将这些吸引投资的项目转变为清洁能源项目。我们需要确保一些国家，尤其是南部国家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金；我们还需要确保，像我的祖国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不仅做出承诺，而且兑现承诺——它们很少兑承诺。坦白说，是时候做得更好了，对吗？我们正在努力改革全球金融体系，以刺激这个星球所需要的快速能源转型；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平信贷，以适应或改变他们的经济，使其成为能够繁荣发展的清洁能源经济。

第四——也是许多人今天在迪拜的原因——我们需要加强气候方面的国际合作。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动员不同的群体，建立共同的政治意愿，采取大胆的行动，并向领导人们施加减排压力，要求他们兑现承诺，共同为一个没有化石燃料的未来而努力。所以我认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无论是在与政府沟通，还是与学生沟通，与家人还是同事沟通，我们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我们还能为气候传播做什么？

节选自《单读》主编、COP28 观察员吴琦，儿童投资基金会气候项目经理祁悦，《碳简报》高级政策编辑西蒙·埃文斯（Simon Evans），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作家陈楸帆的讨论

吴琦  在传统意义上，我不是以气候作为事业的群体中的一员。但是我会来到 COP28 的这个活动上，也是一个说明为什么气候传播很重要的小例子：我在北京一家独立书店工作，我们出版书籍、文学期刊，还会制作播客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我们谈论世界的美好和邪恶，但通常我们不会谈论气候，直到今年我们与 WWF 合作，发起了一个名为“再生”的项目。我们公开征选，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以“再生”的名义进行主题创作。这个特别的项目把我带到了这里，也把我们的受众和读者带到了这里，成为了 COP28 的一部分。

《单读》主编吴琦主持讨论环节

我想先提出一个非常开放的问题。请问三位参与讨论的嘉宾，为什么气候变化的传播很重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足够的公众意识吗？如果没有，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祁悦我所在的儿童投资基金会（CIFF）是一家全球慈善基金会。从我们的名字可以看出，我们专注于提升儿童的福祉；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对儿童和青年的未来构成了最大的风险之一。

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世界各地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采取行动来应对当今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我认为气候传播在提高公众意识和鼓励个人行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改变行为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具有巨大减排潜力的领域；根据一些研究，到 2050 年，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实现 40% 到 70% 的减排。这突出了公共传播工作的重要性，但在这个领域里，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我想强调的第一类挑战是，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时，我们谈论非常宏大的事情——像“两百年前”和“本世纪末”，像“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但是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冰川。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遭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普通人的讲述气候变化，比如，如果你是一个住在沿海地区的渔民，气候变化会如何影响你的生计，而你又可以做些什么来拯救地球。

另一个挑战是，我们需要更多公共气候传播的专业人士。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些榜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过 COP20，在秘鲁利马的联合国缔约方大会，当时的主席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的发言让我感受到了他的激情，他对气候议题的传播方式改变了整个会议的氛围，最终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取得了成果。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CIFF 正在与 WWF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一起进行传播工作，首先是共享愿景，展望碳中和未来的样貌，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展开低碳行动，使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们还为更多的专业人士提供培训，比如媒体和记者；我们也与一些学校合作，让我们的下一代更能意识到气候这一挑战，并采取行动。

儿童投资基金会气候项目经理祁悦发言

西蒙·埃文斯  我想简单说一下《碳简报》的工作。《碳简报》是十多年前在英国建立的，当时的气候科学报道质量非常差。我们希望为科学家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自己在一个中立的地方阐述他们的发现，而不会被错误地引用，等等。

自那时以来，通过每日新闻通讯，我们密切地跟踪了英国以及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媒体辩论，看到气候变化报道的方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十年前，气候怀疑主义者非常常见，现在已经不太常见了；我们正处于气候解决方案的辩论中，但这其中也涉及到热泵、电动汽车等方面的许多谬论。

我们显然需要更多的气候传播。我想以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例：众所周知，鲍里斯·约翰逊在担任伦敦市长时是一个气候怀疑主义者，他曾在报纸专栏中引用气候怀疑主义评论家的观点；担任首相后，他至少在策略上成为了坚定的气候行动支持者，提出了“清洁技术革命”“绿色就业”等理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我与现任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的前财政部顾问的交流，苏纳克只是口头上表示关注，甚至想要在气候行动上后退一步。他仅在 COP28 的前几个月展现出一个良好的形象，而且是聚焦在自然环境上，没有聚焦在直接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这表现出保守党内部对自己受众的迎合——他们喜欢大自然，但不理解或反对零碳排放这种概念。就连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首相的工党反对党领袖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虽然他看上去对绿色投资有强烈的使命感，但我了解到，他在个人的层面上其实对气候议题并不投入。英国的这些领导人对气候议题不买账，在我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气候传播的失败。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国项目。近年来，《碳简报》一直在扩大我们对中国的报道，试图为西方受众打开一个窗口。我们对中国媒体报道气候事件的方式非常感兴趣。不仅在中国，西方媒体中也在更多地报道气候变化与洪水、热浪等事件之间的联系。

《碳简报》高级政策编辑西蒙·埃文斯（Simon Evans）发言

陈楸帆  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我第一次接触气候变化是在我写下短篇小说《霾》之前，那时雾霾还没有成为一个北京的公共议题。也是大约十年前，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荒潮》，以我家乡贵屿附近的一个真实地点为基础，讨论中国未来会面临的电子废料问题。当时没有人明白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电子废料的小说，每个人都把它当作一个赛博朋克式的故事。

直到十年后，公众才意识到电子废料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罢了。《荒潮》后来被翻译成十几种其他语言，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叙事，也是普遍存在于南非、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叙事。大约在 2018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一项禁止进口外国废料，包括电子废料的政策；之后，菲律宾开始抗议，反对加拿大向菲律宾出口废料。

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作家陈楸帆发言

故事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好地理解发生在周遭以及全球各地的事情。去年我为 K-12 的学生编写了一本书叫《零碳中国》，我使用了一种非常未来主义的叙事，主角从 2020 年左右的中国来到了 2060 年，见证了碳中和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我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学生们写了几百篇书评，谈论他们如何想象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技术，以及他们将如何改变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等。

我读过很多中国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它们总是以一种非常干燥、政策驱动的方式进行沟通。我们需要更多的个性、情感和想象力来谈论气候。目前我正在与领域内的许多科学家合作，让我的故事真实可信，以科学为基础；我们还需要其他艺术家，比如音乐家、视觉艺术家、游戏开发者，将气候叙事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媒介，才能更好地与人们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