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我们国家是为数不多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国家。反观大部分欧美国家，却仍处在新冠疫情的泥潭无法自拔。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现在我们就来一起解读一下。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第一，我们国家的言论自由是进行可信度加权的，而欧美国家的言论自由却没有。

什么意思？什么是可信度加权？举个例子，一个人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他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他顿时如遭晴天霹雳心如死灰。等他出了医院，他的朋友得知他的病情后，告诉他我看你气色好的很，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你肯定没有得癌症，你一点事都没有。这个人会不会马上相信他朋友的话，把医生的话跑到九霄云外？

我相信正常人都不会这么认为。

这就是可信度加权:不管什么领域，该领域专家对这个领域发表的诚恳意见，都比这个领域的门外汉对这个领域的看法，拥有更高的可信度，更高的权威性，更高的采用度。

不同人发表的言论在特定领域可信度并不一定相同，并不一定是1:1的关系。甚至，领域内专家的诚恳意见与该领域门外汉对该领域的看法的可信度比例无限趋近于∞:0，即门外汉对该领域的看法没有丝毫可信度，一点也不重要，绝对不要采纳。

在这方面我们看下我国人民和欧美公民是如何做得:

国家发现新冠疫情后，马上汇集专家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在研究得出这是一种新型的呼吸道传染病毒，传染性极强，无特效药，患者体温异常，主要以空气为传播媒介，经呼吸道传播进人体，侵蚀人体的肺部，患者只能通过呼吸机帮助肺部呼吸，最好的防治段是隔绝传染源，隔绝传播途径，即隔离患者，戴口罩，对最先发现传染源的城市实行严密封锁，避免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同时对全国上下实行统一戒严，集中产能生产口罩和呼吸机，对环境进行消毒，建医院。疫情期间严重禁止聚众行为。

政府对疫情采取的措施是快，准，狠。而我们的人民对政府的政策的回应，则充满了无条件的信任，并严格遵守执行。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政府聚集了大量相关专家，政府说的话，提出的政策具有极高的权威，极高的可信度，我们只要坚定的执行政府的政策就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反观欧美国家的公民，他们习惯了自由，看重自身权利，习惯了言论自由，却忘记了言论是要进行可信度加权的。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他们自乱阵脚，各种言论，各种声音此起彼伏，甚嚣尘上，却没有一个中心来集合所有声音，统一指挥应对疫情，结果任由疫情扩散，局势失控。

欧美国家不是没有相关方面的专家，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主流重视，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就算采纳了民众也没有坚定的执行。

究其原因，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没有进行可信度加权，造成“三人成虎”的现象(谣言说的人多了也就有人相信，什么“新冠根本就不存在”，“就算得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到时候我们会有群体免疫”等等可笑言论)，甚至老子一句顶一万句(别人说什么不重要，自己说什么才重要，只看重自己的言论，只在意自己的感受，什么“戴上口罩我就不能呼吸了”等等愚蠢至极的言论)。

第二，我们国家的政治结构决策效率极高，决策速度极快。反观欧美国家的政治结构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就有所欠缺，这一点的差异就导致最后的结果天差地别。

我们国家是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策制定的权利非常集中，这就导致了我们政府的决策效率非常高，速度非常快。就好比我们人类的身体一样，大脑控制全身上下所有器官和肢体的运作，如果你在非洲大草原上碰到一只老虎，你的大脑会条件反射的指挥你的身体逃命，这样你就能逃避危险活下来。

反观大部分欧美国家是民主选举制度，权力比较分散，通过一项决策过半数的议员同意才行。这就导致决策的效率大大不如人意，缓慢低效(当然任何政治结构都有利有弊，新冠只是恰好碰到了它的软肋)。这就好比你的身体不止一个大脑，而是每个肢体和器官都有一个大脑，一个指挥中心，你要做任何大的动作，都必须所有肢体和器官的“大脑”们开会，过半数“大脑”同意才能行动。同样这样的你在非洲大草原上又碰到了一只老虎，虽然你本能的想拔腿就跑，但是要做出拔腿就跑这个动作得所有肢体器官的“大脑”们开会，一半以上“大脑”同意才行，等它们开会，吵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可能老虎已经扑到你的身前对你进行锁喉了，结果本来能跑的也跑不了了。

这就是欧美国家面对新冠疫情时碰到的现状，极低的决策效率，导致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等到疫情全面扩散开来，局势已经全面失控时，再想控制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国家极高的决策效率把疫情的危险扼杀在了襁褓之中，星星之火虽可燎原，但当它只是星星之火的时候，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灭。

第三，欧美国家的公民太过注重个人权利，太过自私，太过短视，他们犯了“公用品悲剧”的错误。

什么是“公用品悲剧”？公用品悲剧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指的是公众只看重个人利益，对无损个人利益的公共用品的使用没有节制，只想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从而导致公共用品的极大消耗，直至枯竭。最终破坏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损害了所有的最终收益。

举个例子，一群人去电影，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电影，但其中一个人想获得更好的观影视野，选择站了起来。这样他是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了，可他身后的人可就惨了，那些被他影响的人，不甘落后，也站了起来。这样受影响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一方面不想自己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少数人独占好处，于是大家一起参与到了抢占公共资源的行动中。

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他们没有占到丝毫好处，反而利益受损了。因为最后每个人都站起来了，所以没有人拥有更好的视野，大家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但是之前他们是坐着舒舒服服看电影，现在却要站着看电影受累。

大家看到了吧，造成公用品悲剧的原因是:个人的自私自利，短视。(只考虑自己的观影视野，不顾他人的感受，只考虑短期内自己的观影体验，却没考虑过长期内自己利益的受损——观影视野没了，观影的姿势还难受)

公用品悲剧的特点是:短期内会给个人带来收益，长期内会给个人和集体带来更大的损失。(短期内自己获得了更好的观影视野，长期内自己和别人的观影视野都没了，大家一起难受的站着看电影)

这就是欧美国家的部分公民面对疫情时的作为。

只看重自己的短期内的收益:我戴着口罩不舒服，我不能参加集体活动不开心，于是疯狂反抗，拼命不配合。

却忽略了长期内给自己和集体带来的巨大损失:不戴口罩是舒服了，可得了新冠付出的有可能是生命的代价。而一个得了新冠的患者参加集体活动，有可能传染成百上千没有做好防范措施的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燎原之势则势不可挡。

至于如何防止公用品悲剧，则必须政府出台政策管控，靠群众自发组织控制是行不通的。因为这违背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公用品领域是失效的。(想想吧，当没有人制约，谁能保证不会有人第一个站起来独占那一份开阔的视野？当有第一个人站起来了，谁能保证其他人不站起来，抢占属于自己的那份收益？)

至于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民更加不愿意配合，更加短视这点可能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毕竟，发达国家的人民过惯了寅吃卯粮的日子，超前消费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更看重短期利益，更不愿意暂缓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国家在抗击疫情这件事上较欧美国家更加成功是因为:

1.我们国家的言论自由是经过可信度加权的，而欧美国家却没有；

2.我们国家的政治结构决策效率更高，能在危机发生的早期就介入，避免更大的损失。而决策效率低却是欧美国家民主选举制度的软肋，从而导致危机有机会发展到失控的状态，无法遏制的地步；

3.欧美国家的人更加短视，自私，更加注重个人的短期收益，没有集体荣誉感，集体精神，不肯牺牲个人短期内的收益，从而造成长期内集体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