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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动物日 | 从灭绝边缘复苏,多达四十八种哺乳动物和鸟类重获新生

媒体:原创  作者:世界自然基金会   专业号: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0-11-23 17:30:20

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生物多样性指数一直下降。因此国际社会在十年前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使命是阻止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减少,确保生态系统继续提供基本服务。

其中目标12写道:到2020年,防止已知濒危物种灭绝,且其保育状况(尤其是其中减少最严重的物种的保育状况)得到改善和维持。

李尔氏金刚鹦鹉(Anodorhynchus leari)于2016年被从“极危”调整至“濒危”

© Norton Santos / iNaturalist

2014年的一项中期评估得出结论,到2020年可能会有更多的物种灭绝,但现有的系列保育措施已成功地降低了许多物种的灭绝风险。

据估计,保育行动自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已阻止28至48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物种灭绝,其中包括自2010年以来的11至25个物种。

今天世界动物日之际,让我们一起了解下,从灭绝边缘复苏的动物伙伴的一些故事,以及这些成功经验又将如何指导未来工作。

伊比利亚猞猁

Lynx pardinus

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发现了这个物种。

但在二十世纪,牠们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原因之一是其主要猎物穴兔(Oryctolagus cuniculus)因多发性粘液瘤、病毒性出血症等流行病而数量急剧减少,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伊比利亚猞猁种群[1]。

伊比利亚猞猁在捕食 © Wild Wonder of Europe / Pete Oxford / WWF

此外,捕猎和诱捕陷阱、路杀、公路水坝等基础设施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和退化、气候变化等也对伊比利亚猞猁构成了生存威胁。

据评估,在1960-1990年之间,伊比利亚猞猁在其活动范围内的种群数量下降了80%以上。

于本世纪初进行的种群数量普查中发现,野生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已不足100只,且仅存两个独立的种群[2]。

伊比利亚猞猁繁殖计划中最年长的雌性Morena,西班牙科托多纳纳国家公园

© WWF-Spain / Jesús Cobo

近年来,为防止该物种灭绝而采取的保育措施(包括增加栖息地内猎物的密度、通过成年个体转移减少近亲繁殖概率、设立过路设施以避免路杀、成立伊比利亚猞猁迁地保护项目等)已经取得了成效。

在西班牙国家与地区管理部门、包括WWF在内的不同非政府组织和欧盟的共同努力下,该物种已经从灭绝的边缘恢复过来[3]。

IUCN在2015年的普查发现,野生伊比利亚猞猁数量已恢复到400只以上[4],并将伊比利亚猞猁从极度濒危(CR)调整为濒危(EN),未来还将在巩固现有种群及其重新定居方面继续努力。

人工繁殖设施内出生的伊比利亚猞猁幼仔 © Sergio Marijuan / WWF

波多黎各亚马逊鹦鹉

Amazona vittata

曾经数量众多的波多黎各亚马逊鹦鹉,在1975年数量曾降到仅存13只的低点[5]。

波多黎各亚马逊鹦鹉 © U.S. and Wildlife Service Southeast Region

在过去,以食物为目的的捕猎、病虫害防治活动、宠物贸易等都对波多黎各亚马逊鹦鹉的种群数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6];现在,最主要的威胁是筑巢竞争、马蝇寄生导致幼仔的死亡、捕食者猎杀以及飓风等自然灾害[7,8]。

1968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美国国家森林局、WWF以及波多黎各自然和环境资源部合作开展了物种恢复计划,包括提供非常成功的人工筑巢地点、控制巢穴竞争者和捕食者数量、圈养育种和重新引入,还通过无线电遥测技术对新生鹦鹉进行监测。

有两个圈养育种中心,一个在El Yunque国家公园,另一个在Rio Abajo,截止2012年,在这两个圈养育种中心里共饲养着约280只鹦鹉,并在“精准释放”的放生基础上进行放生[6]。

波多黎各亚马逊鹦鹉 © nycticorax / iNaturalist

但在受到2017年飓风厄玛和玛利亚的袭击后,人们仅在Rio Abajo观察到了少数鹦鹉,且由于大部分树冠已被摧毁,人们正在帮助提供食物和遮荫区[9]。

得益于人们之前将鹦鹉重新引入到Rio Abajo的重要保育工作,不然这种鹦鹉在飓风袭击后很可能就在野外灭绝了。

普氏野马

Equus ferus

即使只剩下圈养育种的种群,也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普氏野马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牠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被认为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普氏野马 © Association Takh / Sarah R.B.King

最后一次在野外被证实的观察记录是在1969年,当时一位蒙古科学家N. Dovchin在准噶尔戈壁(Dzungarian Gobi)的一个泉水旁看到了一匹成年雄性普氏野马[10]。

之后蒙古和苏联组成的联合探险队,却未能在年度调查中找到牠们在野外生存的确凿证据[11]。

1980-82年,我国生物学家在新疆东北部进行了一次调查,也没有观察到普氏野马[12],这意味着最后的原生野生种群消失了。

普氏野马 © Marilyn McGrath / iNaturalist

导致普氏野马最后在野外灭绝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狩猎活动、军事活动、气候变化、与牲畜的资源竞争以及不断增加的土地使用压力等[13]。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尝试将圈养育种的普氏野马重新引入蒙古,到1996年,第一匹小马驹在野外出生了。

如今,共有约760匹普氏野马在蒙古大草原上生活着。

我国新疆的野马繁殖研究中心(WHBC)也建立了大量的普氏野马圈养种群[14],从2001年开始,马群被放归到附近的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KNR)。

普氏野马 © sharonrosewelch / iNaturalist

对这些重新引入的种群来说,牠们仍面临种群规模小、空间分布有限的生存压力,其次还存在普氏野马可能与家马杂交、与家马和其他牲畜争夺资源、寄生虫传播等的威胁。

近年来,人们关注到在保护区内的非法采矿也是影响普氏野马生存的又一个威胁。

此外,人们也担心普氏野马的种群数量在减少到一定程度、并被圈养繁殖几代后将会失去遗传多样性,在普氏野马的血统簿上,有60%的独特基因已经消失了[15];由于个体间不可避免地近交繁殖带来的近交衰退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其他故事还包括:

日本 朱鹮 —— 日本朱鹮已经从其大部分原始分布区中消失了。为了帮助保护该物种,佐渡岛已经放生了圈养的朱鹮,并改善了栖息地状况。因此,到2018年3月,野生朱鹮的数量上升到286只,野生雏鸟正在繁育[16]。

马拉维 姆兰杰杉 —— 姆兰杰杉因其木材具有芳香且能抵抗白蚁和真菌疾病,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物种,目前已极度濒危。姆兰杰杉生态恢复项目是一项基于社区的倡议,旨在重新种植数千公顷姆兰杰杉。该项目还将制定基于共识的管理计划,以协调适当的保护和恢复行动,维持姆兰杰杉的种群数量并确保对其进行可持续利用[17]。

巴基斯坦 雪豹 ——《雪豹和生态系统保护计划》旨在通过改善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管理条件来改善雪豹的保护状况。该项目采用景观方法,尤其是确保保护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创建缓冲区和走廊,支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改善当地社区的生计。该项目还促进了对高山牧场和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从该项目中受益的其他物种可能包括喜马拉雅山猫、棕熊和印度狼[18]。

巴拉圭 美洲豹 —— 美洲豹面临着栖息地丧失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压力。《美洲豹保护战略》旨在通过监测更好地了解美洲豹种群的行为生态和栖息地模式,并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发生率。已经设置了红外相机以改善监测活动,并确定了一些低成本的减缓[19]。

......

正如这些故事所证明的那样,物种灭绝并非不可避免。

上个月发表在《保护通讯》(Conservation Letters)上的研究[20]结果表明,自1993年以来,共记录到15种鸟类和哺乳动物被证实或有强烈灭绝迹象,其中包括2010年以来的一种。

据统计,如果没有采取保育工作,那么物种灭绝的数量在1993-2020年间会至少增加了2.9-4.2倍,在2010-20年间至少增加了12-26倍。

如果过去十年仍保持着1993-2009年的物种灭绝速度,那么鸟类和哺乳动物自2010年以来的灭绝数量至少会高出两到四倍。

中华凤头燕鸥(Thalasseus bernsteini)是我国最为珍稀的鸟类之一

© Christian Artuso / iNaturalist

因此,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 保育工作已经大大降低了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率。

然而,大多保育工作主要是通过防止严重濒危动物的灭绝,而不是通过防止低风险物种转向高风险类别来实现的[21]。

就平均而言,物种仍继续趋近灭绝。在经过充分评估的生物分类组别中,除非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大幅减少,否则近四分之一(23.7%)的物种将濒临灭绝,所有组别中估计有100万个濒危物种。

啮齿类动物珊瑚裸尾鼠是已知的第一个直接受气候变化影响而灭绝的哺乳类动物

© Bruce Thompson / Auswildlife

近十年记录的灭绝实例包括澳大利亚的珊瑚裸尾鼠(2016年宣布灭绝)、喀麦隆的西部黑犀牛(2011年宣布灭绝)、加拉帕戈斯的平塔岛象龟(2012年宣布灭绝)和巴西的诺氏拾叶雀(2011年宣布灭绝)[22]。

展望未来

当我们进入新千年的第三个十年之际,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需要明确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正在经历的变化和我们希望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何去何从。

我们手上的证据表明,我们如果不改弦易辙,继续当前的行为和决策,将对人类的文化、经济、大自然的气候造成严重、广泛且持久的后果。

WWF新发布的《202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也指出,自1970年以来脊椎动物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截止2016年)。

1970-2016年间,全球4392个物种的20811个种群的

平均丰度降低了68%。© WWF / ZSL

这意味着,平均而言(使用几何平均),全球脊椎动物种群数不到1970年的三分之一。淡水物种不到1970年的五分之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幅度最大(自1970年来下降了94%),原因是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出现了非常负面的趋势。

(1970年以来其他区域的降幅分别为:北美洲33%、欧洲和中亚24%、非洲65%,亚洲及太平洋地区45%)

加州湾鼠海豚(Phocoena sinus)仅分布在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北部,

其个体数量自2011年以来下降了98%,目前仅剩10头左右

© Thomas A. Jefferson / VIVA Vaquita

虽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2没有得到完全实现[23],但如果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来防止灭绝,并改善目前在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上被评估为极度濒危(CR)的6811个物种的情况,是能够帮助扭转不利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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