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自然 这么近 那么远?
我们的地球简史
地球,诞生至今,46亿年。
生命,在地球繁衍的历史,35亿年。
人类大家族最早的成员出现,600万年。
我们这个物种,现代人类诞生 ,25万年。
智人走出非洲迈向全球,6万年。
人类脱离蛮荒,进入文明时代,6千年。
不同大陆的人类相互交流与融合,500年。
工业文明不断改变、影响和塑造我们的世界,200年。
人类的世界快速城市化,全球愈发一体化、扁平化,50年。

人类的故土与家乡——东非草原(何鑫 摄)

被城市淹没的人类世界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作为自然演化的一部分,人类的历史,对于这座星球历史的而言,只是来不及反应的片刻瞬间,但我们的所作所为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智人开始走出非洲时,人口数量不过100万,而在公元元年前后,人类的数量刚刚到达1亿大关。在200年前世界人口进入10亿,90年前达到20亿,如今已近80亿大关。人口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就是对自然世界更无尽的需求。

人口爆炸的世界(©图片来自网络)
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大量的土地转变为人类可以直接利用的空间——牧场、农田、村庄、城市。其中尤其以城市化的高速扩张最为显著,如今全球已经有1.4万个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城市,世界上有60%的人口就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

绚烂人类文明的表现——城市(©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对于自然世界,这意味着什么呢?
一方面,大量原本的自然环境转变为了人类的城市,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所创造的城市生境,那些能够在人类所创造的环境中残存下来的物种获得了更高的生存几率,从而将自己的种群在城市这样的人工环境中延续。这是一种远比从前自然生境更为复杂的空间,因为城市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每种生物必须快速适应和变换自己的栖息之所,因为谁都无法预计在接下来的哪个时刻,原本的环境会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除此之外,只要你看一眼自己身处的城市就会明白,世界的扁平化使得高速发展的城市正在变得愈发相似,人类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似性、同质性成为自然界此时最大的选择压力。于是,分处于这个世界不同角落的生物都在向同一种环境——城市“趋同演化”。这是生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再加上那些生命力四处绽放的外来物种。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一体”的时代。
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表明,数十年间,绝大多数指标都表明生物多样性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净下降,无论是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还是鱼类昆虫,乃至植物,所有的种群规模都处于下降过程中。
上海的鸟类渊源
如果要从各个城市中举出一个案例,位于中国东部长江口的上海无疑是极为合适的。现代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只经历了160余年的发展。在此之前,这里基本是一片由村落和农田等组成的水乡泽国,完全不是如今的城市风貌。但就是在这短短的百年时光中,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间,在仅仅6340.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常住人口已经接近2500万。
那么,在这样的城市,大自然还有机会吗?

上海看起来是一个自然的禁区?(何鑫 摄)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首先,从表面上看,令人惊讶的是,大自然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阵地。
自开埠以后,许多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博物学家都把上海作为了自己进行自然观察和研究的首站。而这里也没并有让他们失望。上海地区的鸟类很早就受到学者的重视,20世纪初期国内外的学者便开始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开展鸟类调查活动。


外滩与银鸥,每年都有大量鸥类在上海越冬(何鑫 摄)
法国神父解侠(Gayot)于1922年出版《上海鸟类》一书,记录上海地区鸟类226种和亚种。英国博物学家卫京生(Wilkison)分别于1935年出版《上海四季鸟类》,记述鸟类235种和亚种。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Sowerby)在1943年由震旦博物院出版《上海地区著录的鸟类》,书中记载鸟类360种和亚种,1946年又增加4种新记录,将上海地区的鸟类增加到364种和亚种。
苏柯仁在自己1939年的著作《博物笔记:上海花园动植物指南》中曾指出“对任何一个有小庭院、有时间在公园或周边乡野散步的居民来说,上海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自然的实验室。”


苏柯仁的后人为他撰写的传记《中国的苏柯仁》 以及苏柯仁自己撰写的《博物笔记:上海花园动植物指南》(图片来自网络)
而解放以后,复旦大学、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一批鸟类学家不断对上海地区的鸟类进行调查。黄正一、孙振华、虞快等于1993年出版《上海鸟类资源及其生境》一书,在积累30多年鸟类野外调查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参阅前人文献,核对标本,纠正历史记录的错误,记录上海地区鸟类424种和亚种。

上海鸟类新纪录中贼鸥(何鑫 摄)
而随着新世纪以来,民间观鸟的活动的蓬勃发展,上海地区的鸟类种类截止2019年12年,已经达到了是494种,占全中国鸟类种类1571种的近三分之一。期间还不断有中贼鸥这样的上海鸟类新记录、丝绒海番鸭这样的中国鸟类新记录不断出现。从表面上看,这里的鸟类生存状况似乎是在好转。

中国鸟类新纪录丝绒海番鸭(马晓辉 摄)
城市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是上海这座城市越来越适合鸟类这样的野生动物生存了吗?
我们很难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实随着自然博物观察在民间的兴起,中国的业余观鸟人群正在快速增长。这与几十年前乃至更早的时代,只有研究者才会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的情况大为不同。正是因为公民科学的发展,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许多观察的空白才得以被填写,因此城市所记录的鸟类种类正在不断增加。
但数量呢?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出一个统一的评判。
在城市生境的自然选择下,一些物种脱颖而出,成为伴人物种,它们适应了城市的片段化和岛屿化生境,数量当然在上升,例如在城市中常见的树麻雀、白头鹎、乌鸫、珠颈斑鸠,它们适应了人类的城市空间,并依存于此。然而另一方面,在城市的外围,在那些正在经受更为剧烈生境变迁的区域,对于那些并不能容忍人类环境的鸟类而言,它们的种群数量变化就难言乐观了。
即使在这些区域,我们所观察记录到的鸟类种类仍然在逐年增加,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观察者、观察次数的增加所致。

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何鑫 摄)
但以上海为例,基于仅仅持续十年的系统监测,就表明,那些原本依赖海岸滩涂湿地的水鸟们,那些鸻鹬类、雁鸭类,随着由于大规模围垦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自然湿地不断被蚕食,它们的种群数量一直都处于波动下降的趋势。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城市的发展是以更多真正自然生境的消失、生物多样性下降为代价的。
难以预料的危机
许多人会觉得,栖息地破坏可能只是间接导致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似乎在如今城市里,已经很少有直接伤害野生动物的事件,但其实面对人类的世界,许多野生动物还是会惨遭不测。
2017年3月中旬,有观鸟者在浦东机场北部的三甲港堤内荒弃水域,发现一只难得一见的红喉潜鸟。这一消息引得众多观鸟爱好者前去观赏,但令人无奈的是,当大家加好单筒望远镜和长焦相机,试图仔细端详这只可能只会停留数日、随即便会北返至北极海域的水鸟时,大家却很快发现了不对之处。这只红喉潜鸟无论是在水中游泳还是在岸边停歇时,都在不断用自己的嘴笨拙地啄翅膀下侧的羽毛。这里的羽毛并不是正常的白色,而是黏黏糊糊的黑色,很显然它被海面上的油污所沾染了。

(何鑫 摄)
鸟类的羽毛一旦受到这种污染便会丧失保温、隔热、防水等众多功能,会极大地影响一只鸟的生活。很显然,这只红喉潜鸟单纯地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油污啄去。然而,远远相望的观鸟者们深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断啄食带有油污的羽毛很有可能会使它中毒。唯一救助它的方法便是设法捕获它,使用专门的清洁剂进行清洗。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无从下手。

(何鑫 摄)
就这样,在人们拍下这只红喉潜鸟第一张照片十天后,它被发现身体僵硬地静静死在岸边,扭曲的身体诉说着无奈与不甘。

(蓑羽鹤 摄)
这些油污来自哪里?许多人想到的是油污泄露。的确,在正常的航行过程中,船只不会漏油,也不会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油。但这只潜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于人类所制造的海洋油污污染。繁忙的港口和航运,带给我们的是与世界共享的货物与商品。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全球化的便捷。
但它的背后,又有多少生命在为此默默承担呢?
危机四伏的旅途
位于长江口的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百余年。在许多鸟类的眼里,在它们刻在基因的记忆里,这里千百万年来一直都是它们南来北往迁徙过程中的驿站而已。当海边的水鸟们面临自然滩涂湿地日趋萎缩的现状时,那些穿越城市中心区域完成迁徙的林鸟们还遭遇着另一种不测。

隐秘在城市林地中的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仙八色鸫(何鑫 摄)
不如先审视一下人类的城市,我们不难发现,在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外面,是美丽地闪耀着光芒的一面面玻璃幕墙。不如尝试以鸟类的视角切入吧,作为一只在空中飞行的鸟,这样的玻璃映照的正是天空——它们最自由的生活空间。
就在你的不经意间,随着砰的一声,坠下的便是一双无力的翅膀。

迁徙期撞击玻璃幕墙而死的仙八色鸫(何鑫 摄)
至于那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为我们带来的是纵横交错的便捷,但对于野生动物呢?道路将一片片树林、一块块草地相互隔绝,成为野生动物生存的孤岛。自由穿越这样的道路,对于许多鸟类而言,都难称易事,更不要说那些只能在地面行进的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了。道路的那头可能是同伴的期盼,但在途中却可能轻易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路沙,比比皆是。

一只被路杀的东北刺猬,人类的道路成为野生动物无法逾越的鸿沟(何鑫 摄)
一个个生命的消逝的,看起来与我们无关,可是你真的能说,这与我们无关吗?
回归故里的獐
为数众多的鸟类尚且如此,那么哺乳动物,这些兽类怎么样呢?
让我们来谈谈这种哺乳动物——獐。
许多人第一次见到獐时,常常会脱口而出,“獐和鹿长得真像”。其实,獐本来就是一种鹿,它是鹿科獐亚科的唯一一个物种,英文名是Chinese Water Deer,直译的话就是中国水鹿。但獐与我们熟悉的梅花鹿等大型鹿科动物有不少区别。例如,它没有角,它喜欢独来独往。
獐曾经广泛分布于我国的辽东半岛、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但近代以来,獐的种群主要只在江苏盐城和浙江舟山还有一定残余。至于上海,一百多年前,獐在郊区的青浦奉贤一带还有不少。但进入20世纪后,就再也没有野獐个体的报道了。
然而,就是在獐在上海消失的几乎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人和法国人把獐带回了国,并将它们散放于户外。甚至,这些獐的后裔至今仍在那里的野外很好地生活着。远隔千山万水的欧洲尚能容纳獐,上海有没有可能恢复这个土著居民呢?

带上跟踪项圈的獐(何鑫 摄)
答案是能。2006年,21只獐从浙江舟山来到上海,我们在一个浦东新区华夏公园中圈出了很小一个区域先养着它们,观察它们对于气候、食物等条件的适应,幸运的是,这些回到故土的獐很不错,两年后它们的数量已经有五十余只。随后,我们开始将它们逐步野放,松江浦南林地、新浜林地、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明珠湖公园,从带有围栏的林地到直面游客的公园,它们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适应能力。

在林地适应良好的獐 (何鑫 摄)
最终,在2010年,我们挑选了18只个体放归至纯野外的生境——位于浦东新区东南角的南汇东滩。许多年过去了,獐在上海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三百余只。甚至在南汇东滩这样的纯自然环境中,仍不时有人记录到它们的身影。这是獐的幸运,也是上海的荣幸。

2010年6月獐被野放于南汇东滩(图片来源WWF)
许多年过去了,獐在上海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三百余只,那些在城市林地野放的种群撑起了整个重引入种群的希望。而在我们最为担心的南汇东滩,在这个完全暴露在城市发展下的自然环境中,那些獐,它们还在吗?
幸运的是,不时有人发现并记录到它们的身影。
这是它们的顽强,也是我们的荣幸。

在城市公园里隐秘生活的獐(程健 摄)
进入人类的世界,有那么容易吗?
獐当然是幸运的。
但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就一定做好了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准备了吗?
2020年,一则关于貉的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上海松江的一个小区,由于有爱心人士不断投喂成堆的猫粮,数十只新出生的幼貉聚集于斯,引发了众多居民的惊恐与不满。在我们还试图在城市中更多野生动物营造生存空间时,一些野生动物已经在不断试探中,适应了我们。原本应该隐秘在郊野林地生境的貉,随着本就是为人类营造的公园绿地,一步步走进人居环境的更核心区域。

貉去何从?(何鑫 摄)
大自然有着惊人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不仅仅是城市中的貉。江苏大丰保护区的麋鹿也面临同样的窘境。麋鹿的历史故事与獐类似,但更广为人知。早在19世纪,麋鹿在中国就已经没有了野生种群。而20世纪初,最后的饲养麋鹿也在战乱的炮火中销声匿迹。当经由欧洲人工饲养的麋鹿重新回到中国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为了迎接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文化地位的“四不像”,我们为它们在江苏大丰、湖北石首等地圈出了尚且自然的空间,为它们回归野外的生活提供了最好的保障。

成功回归麋鹿一直是自然保护的成功案例(何鑫 摄)
愿望是美好的,也是成功的。经过三十多年的保育,麋鹿的种群快速增长。以江苏大丰为例,它们成为江苏沿海的象征和名片。但保护区的面积早已划定,周围的区域在这几十年间早已变为高产高效的农田和鱼塘。随着麋鹿数量的增加,它们的生存空间也逐渐捉襟见肘起来。一些胆大的麋鹿开始向外扩散,这本是自然界最正常的故事。然而,这些走出保护区范围的麋鹿,它们所面临的是与自己长期生活的、专门为它们所保留的自然生境截然不同的人类世界。虽然不是城市,但也似乎没有它们的落脚之地。
对于这些麋鹿而言,它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结语
对于与人类共享这颗星球的同时代物种而言,人类的发展历程告诉它们,它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从来都是虽然依靠着自然的法则,但却从不把自然法则放在眼里的对手。当智人走到世界各个大陆和岛屿所做的一切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期而遇的人类世界与自然(何鑫 摄)
幸运的是,经过数千年的文明进程,许多人开始进行理性的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不幸的是,这些人类只占这个物种洪流中很少的一部分。
对于太多人而言,自然远在天边,与我无关,而那些近在眼前的自然,只会是视而不见。
我们的文明依旧在高速发展,大自然似乎已经跟不上我们的脚步。盲目的自信俨然是我们的全部。然而,我们始终忘了,在大自然的历史中,人类始终还只是沧海一粟、惊鸿一刹而已。
在更远的视野中,大自然并不需要我们,是我们,人类,需要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身边的自然,我们与大自然万千生命共享的地球。
- END -

本文作者 何鑫
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展教服务处公众传播部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以鸟类和兽类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种群、群落对栖息地变化的响应及其保护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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