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2年11月27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主办的全国慈善理论与政策研讨会（2022）在线上成功举办，会议主题为“走向共同富裕中的中国慈善事业”。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顾问唐钧、慈善分会常务副会长彭建梅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华东政法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中国慈善联合会、腾讯公益基金会、爱眼公益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四川省永好公益慈善基金会等单位的80多人在线参加会议，20多位专家在线发表演讲。慈善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主持上午的主题报告会。

郑功成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题为“共同富裕视角下的中国慈善事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已经处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富裕作为其重要特征与本质要求，是必然要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这种确定性构成了特定的、稳定的时代背景，也为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与行动指南。他进而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人类社会理想境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超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既有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上述目标不可更改、不容逆转。因此，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必定要以此为根本遵循，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走向共同富裕大局，并在其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寻求合理的路径，发挥出独特的作用，真正成为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他强调，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应当将现代慈善与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相结合，将慈善事业纳入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这样才会有生命力。他建议，一方面要以共同富裕为逻辑起点，加快健全中国特色的慈善制度。包括有中国特色的慈善组织形态、融入共富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以及激励向善的褒奖制度、寓引导支持服务于监管之中的监管制度。另一方面，要以走向共同富裕为归宿，寻求慈善事业发展的合理路径，要着力推进慈善事业与法定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融合式发展，着力发展以服务型慈善组织为载体的慈善服务，着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家族慈善、社区慈善等慈善形态。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大众参与的社会氛围与政策环境，并在共同富裕中充分显示出慈善事业的崇高社会价值。

金锦萍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营利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题为“法律视角下的规范财富分配机制”的演讲中指出，财富积累涉及分配正义和慈善伦理，应在系统论下把握和理解财富积累机制。她提出，财富积累现实中出现两极化与财富积累机制本身规律有关，财富积累不仅包括个人和家庭财富积累，还包括社会财富积累和国家财富积累。她认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首先要理清国家财富积累与个人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财政税收与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并充分发挥第二次分配的作用；其次，要明确个人财富积累的正当性；第三，要重视个人财富积累的渠道多样化；第四，要关注财富分配的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特征；第五，要明确国家财富和个人财富之外还存在社会财富积累机制。她强调，于国家财富积累而言，须明确国家的责任，在国家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下进行财富积累，也需要充分考量代际公平。于个人财富积累与财富传承而言，需要理清分配正义与慈善伦理之间存在张力这一理论问题，明确财富拥有者在法律上意义上的所有权，关切慈善本质体现在价值共同体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于社会财富积累而言，需要大力倡导社会财富积累，尤其是要理清社区层面的社会财富积累的载体和机制。

张奇林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张奇林在题为“共同富裕目标下慈善事业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的演讲中指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挑战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第三次分配成为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而慈善事业是当前第三次分配主要的实现形式，时代赋予慈善事业为实现共同富裕发挥力量的重大历史使命。历史实践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慈善的底色。他提出，不同类型的慈善活动，其第三次分配的机理和效应具有差异。慈善捐赠最能体现慈善本质和慈善精神，是慈善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志愿服务是在道德的引领和志愿精神的感召下发生的，能够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慈善信托借助金融方式推进社会财富的跨阶层流动，助推社会资金流向慈善事业，实现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他强调，慈善事业发展要把握两个重点。一方面，通过加强社会组织的规范和绩效等方面，提高普通民众整体收入参与度，以此提升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民众慈善自觉培养，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赋予捐赠者资源和权利，并对投机和行为进行规范，以引导和支持各方力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谢琼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琼在题为“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逻辑”的演讲中指出，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有其背后的理性逻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时期的本土缘起到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牵领下的理论探讨，学界对第三次分配的认识有基本共识也有诸多观点分歧，具体表现在对于如何认识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的关系、第三次分配与道德的关系、第三次分配与价值评判五个方面。她提出，中西国家、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演进路径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在中国式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场域中，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深入探寻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背后的理性逻辑，应当从理论上、价值上和行动路径上理清发展思路。具体来说，从理论逻辑上看，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需要在理解我国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合理推进；从价值逻辑上看，需要发挥社会价值提升社会凝聚力。从行动逻辑上看，需要运用社会机制进行社会动员，体现统战思想，激活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苗青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浙江大学教授苗青在题为“迎接第三次分配大时代”的演讲中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例，揭示了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之间的数量关系，分析了第三次分配在“提低”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不止于共同富裕。在救急方面，比如突发事件（地震、疫情、洪灾等）的响应速度很快；在扬善方面，无私奉献情怀和道德情操有利于激发社会同理心和正能量；在善治方面，以社会自治德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始萌芽；在探新方面，慈善事业是推动人才培养和教育科学事业创新迭代的力量。因此，第三次分配在“提低”进程中的角色被低估了。他指出，掣肘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认识误区和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行善者的传统认知局限与体制机制的短板两大方面，具体包括慈善工作不应提管理费用、慈善组织存在资源不平等竞争以及慈善资源条块分割，缺少联动和信息共享等。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今天，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独特作用，关键要进一步放大第三次分配的资源总量、进一步畅通第三次分配的主渠道，进一步规范发展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力量。他强调，要从激活商业向善、补齐捐赠短板和赋能慈善组织三个方面稳步发力进一步放大第三次分配作用，构建良性发展的慈善事业，他还就此提出了具体举措，包括做实互联网慈善、提升慈善活动的趣味性和传播性、将慈善教育做深做透、搭建慈善协同治理和数字治理体系以及强化多元化的激励方法与打造具有强势品牌的慈善项目等。

邓国胜主持研讨会并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在题为“慈善事业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中功能与实现路径”的演讲中指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的挑战，慈善事业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他强调，慈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弘扬社会的爱心，满足精神需求和价值实现，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慈善事业的这一重要功能是初次分配、再分配所无法替代的，而这是慈善事业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最独特的功能。慈善事业的作用绝不仅仅看慈善捐赠的数额，通常采用的年度慈善捐赠数额大大低估了慈善的作用。如果将志愿服务、非正式慈善行为统计在内，慈善占GDP的比重将大幅度提升。他指出，慈善事业可以透过慈善组织识别弱势群体的敏捷性、回应的灵活性和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性等特征，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这些作用都不是以金钱能够衡量的。此外，慈善组织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往往可以整合各方资源、撬动社会资源、放大社会效应，所以，慈善事业在推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可以放大慈善捐赠资源的功能。他认为，慈善事业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应着眼于扩大慈善资源、提高慈善资源使用的精准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

专题会议一：慈善理论探索

下午第一阶段会议分主题为“慈善理论探索”，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营利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主持。

慈善分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钧在题为“慈善促进、志愿服务和时间银行”的发言中指出，时间银行是一种以时间为货币的互惠交易系统。由于人工价格昂贵，国外时间银行逐步兴起。在实践中，由于以时间为交换单位，质量服务与服务难度存在差异，出现了以时间换取实物报酬的发展取向，但是，时间银行的本质是志愿服务，需要引导其发展回归到“志愿服务”的层面上来。他提出，慈善事业是民间事业，人人参与是其重要特点，慈善行为在个人层面体现为慈善捐赠、互助和志愿服务等形式。发展到现代社会，慈善组织和志愿组织得以产生。他进而提出，慈善事业不是国家的法定政策，与政府救助具有差异，因而其目的不是用来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功能是调解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人际关系改善。为此，时间银行作为慈善事业的一部分，是出于爱心提供的行为，应当回归到“志愿”层面，坚持“时间银行”的慈善属性，保持其一定的道德性和志愿性。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章高荣在题为“政社混合组织：生成逻辑与混合机制”的发言中表示，20世纪80年代大量政府背景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主流的结构理论无法有效解释这类组织的大量产生及其在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也无法解释组织之间绩效的差异。他借用制度逻辑理论，并以慈善会为例来探讨可持续混合机制。他认为在面临行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多重制度环境下，慈善会在组织定位、治理机构、执行模式和人力资源方面都进行了可持续的混合。概况来讲，结构嵌入和治理自主是慈善会有效治理的关键。治理自主一方面源于部门脱嵌，另一方面源于领导者多重逻辑的认知混合。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吕鑫作了题为“从社会组织到慈善组织:制度衔接及其立法完善”的发言，他指出，《慈善法》为了实现从社会组织到慈善组织的制度衔接，不仅系统性地规定了“登记”和“认定”两种类型的程序规则，而且还赋予了慈善组织慈善募捐和税收优惠两项重要的实体权利，以期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然而，在经过多年的实践之后，慈善组织登记认定的情况却远未达到立法者的预期，其数量不仅只占社会组织总数的约1.16%，而且其增速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究其原因，《慈善法》虽然在规范层面上赋予了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权（利）和税收优惠权（利）这两项重要的实体权利，但在实践层面上要真正获取慈善募捐资格和税收优惠资格则依然较难，由此也就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意愿。有鉴于此，《慈善法》在未来的修改中应当完善慈善组织慈善募捐和税收优惠立法，通过保障其实体权利的方式推动慈善组织的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讲师李德健作了题为“共同富裕时代慈善财产的近似原则保护:制度反思与路径完善”的发言，他认为，近似原则在慈善目的无法实现等情况下，在慈善财产领域具有排斥收归国有与尊重出资意愿、否定财产私分与确保财产长存以及动态平衡私人自治与公益保障的综合性制度功能。但在本土制度建构中，启动条件限缩、适用程序模糊与解释要求宽泛的现有路径并未有效发挥其潜在功能，反倒引发慈善的民间与公益双重属性受损或冲突，严重制约慈善财产规模增长与有效利用。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延续民法思维制度惯性，沿袭政府管制基本逻辑，以及忽视慈善财产双重特质。在共同富裕时代，基于近似原则的制度功能及其比较优势，可考虑拓展适用类型与启动事由并适当限制排除机制，明确约束政府监管权限，分层确立近似解释要求，从而助力第三次分配事业高质量发展。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姚建平在题为“民间慈善组织参与孤残儿童救助的历史发展与逻辑”的发言中指出，国家是那些失去家庭保护的孤弃儿童的第一责任主体。因此，国家力量的强弱决定了民间慈善组织参与孤弃儿童救助的程度。在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孤弃儿童保护上较弱，随着清末西方势力入侵中国，教会办的慈幼机构在孤弃儿童救助上带进了一些西方理念。民国初年也出现了一批公益事业慈善家，开始效仿西方的做法，创办儿童福利机构。抗战时期，民间慈善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多方募集资金，救助了很多战争难童。他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儿童福利机构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社会力量一般不允许兴办儿童福利机构。改革开放开放后，官办儿童福利机构尽管也在扩张但还是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民办儿童福利机构。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孤残儿童数量急剧减少，很多县级儿童福利院面临没有儿童收养的窘境。与此同时，民间慈善组织在孤残儿童救助保护问题上也就很难有发挥的空间。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高静华在题为“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与鲜明特色”的发言中指出，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蕴涵着传统慈善文化的底色，慈善事业发展程度折射出慈善文化持久的影响力。中华慈善文化以家为起点向外扩散，家由此成为了行善的逻辑起点，是爱与善最先生发的地方，也是亲亲而泛众的源头。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谱系为“家在前、国在后，中间强调个人和社会”，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关怀和家国情怀，背后蕴含着个人“修齐治平”、“成王成圣”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其鲜明特色体现为儒释道等多元思想相互融合；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长期并存；重慈善而轻公益；强调道德教化与社会价值功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和改革体系应建立在伦理体系之上，把大力发展社区慈善作为关键抓手和着力点。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文姚丽在题为“延安时期红十字与慈善事业研究”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延安时期的红十字与慈善事业是其践行宗旨的重要方面，是边区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但在红十字与慈善领域形成了其思想并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具体实践。延安时期的红十字与慈善事业既有联系交叉又有区别，建立了比较完善系统的捐赠、组织体系。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慈善与红十字事业，对当代慈善与红十字事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州大学教授施从美作了题为“有效促进社区慈善与本土资源相衔接——来自昆山市社会工作站的创新实践与启示”的发言，他指出，社区慈善在中国经过数年的发展已成为公益慈善与社区发展领域一种新的趋势。他通过昆山案例对社区慈善与本土资源衔接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讨论，发现昆山市作为社区慈善发展基金会和社会工作站的先行先试地区，近年来通过对于本土资源深度挖掘和有效整合，实现了慈善帮扶形式多样，两级基金相辅相成；人才队伍体系完善，志愿服务广泛深入；慈善网络多元建构，资金保障蓄力充分的局面。通过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社区慈善发展规范；创新慈善样态，发挥社区慈善专业优势；数字化赋能发展，盘活社区慈善活力等做法，为我们切实巩固和发展社区慈善与本土资源相衔接，构建社区慈善生态，完善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大家认为，必须更加重视慈善理论探索，中国的慈善理论应当植根中国国情和丰富且具体的慈善实践。

专题会议二：慈善实务发展

下午第二阶段会议分主题为“慈善实务发展”，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张奇林主持。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陈雪萍在题为“数字凝聚向善助推共同富裕”的发言中指出，社会的爱心驱动是第三次分配的动力，慈善信托可发挥第三次分配的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次分配又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处提到公益慈善的相关内容，这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思路。数字化时代，可透过数字慈善信托，凝聚所有向善力量，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让数字慈善助力、聚力以及联动全社会共同富裕。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赵文聘作了题为“互联网公益平台创新发展”的发言。他认为，在服务全国公益慈善大场域过程中，互联网公益平台充分发挥了差异性、自主性、创新性，但当前互联网公益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自主与分离态势，影响捐赠方、公益慈善组织、政府部门广泛地开展公益活动，限制了公益慈善作用发挥，应当着手加强全国统一公益慈善数据中心建设、推进互联网公益平台统一知识库建设、推进平台信息共享联合惩戒和行业公信力建设方面合作。

中山大学副教授周如南作了题为“数字慈善:基于区块链技术创新的慈善大数据信息平台构建研究”的发言。他从数字时代互联网公益特征出发，结合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分析，介绍了构建以公益透明度为目标的技术公益平台建模及其应用，明确建设区块链技术慈善大数据共建共享平台的工作方向。他认为，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的慈善大数据平台不仅需要对现有实践中已有经验进行分析借鉴，还需要根据目前我国慈善行业发展现状进行可行性模型分析设计。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朱楠在题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来自中国四省实地调查的实证分析”的发言中指出，相对贫困治理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低收入群体谋求美好生活、获得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挑战。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并不一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在相对贫困情境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为低收入群体平等地享有机会、提高潜能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感。她认为，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应继续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升供给质量。

慈善分会副会长、爱眼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彭志坤作了题为“慈善医疗助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的实践探索”的发言，他指出，慈善力量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弘扬互助互爱精神、倡导建成多元共建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独特的道德文化价值，有助于弥补政府医疗保障覆盖面和救助水平的不足，提升医疗保障服务的人文性，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健康需求，促进多层次医保有序融合和高质量发展。他认为，慈善医疗事业发展还存在激励政策不足、资源共享不充分、协同行动欠缺等问题亟待解决。他建议，未来应当从四个方面促进慈善医疗救助健康发展：一是完善慈善医疗救助激励表彰机制；二是提高慈善医疗救助的公信力；三是建立救助对象及时精准识别机制；四是打造慈善医疗救助的大数据平台。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王忠平作了题为“中国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的实践与路径优化”的发言，他认为，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应急志愿服务最近三年快速发展，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的价值也得到了中央和各地普遍的任何和重视。但是我国在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和不足，表现在：志愿者的培训、志愿服务的经费保障、信息化平台使用不足，志愿服务的边界模糊等。他提出，优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一要推动应急志愿服务制度化和法制化，二要搭建应急志愿服务的统筹协调机制，三要推动应急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四要建设和规范应急志愿服务队伍。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斌在题为“慈善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以湖北慈善组织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的发言中指出，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求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重要社会治理主体，是社会成员参与应急治理的基本途径。然而，我国慈善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机制仍不成熟且参与效率不高。他认为，应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慈善应急机制、提升慈善组织自身应急能力以及加大枢纽型慈善组织培育力度等措施予以完善。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谢晓霞作了题为“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特征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慈善组织年报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发言。她分析了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特征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发现慈善组织的理事会规模，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慈善组织建立党组织，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慈善组织的监事会规模，对限定性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慈善组织理事会的会议次数，对限定性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限定性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议适当增加慈善组织的理事会规模，在慈善组织内部建立党组织，有利于提高其捐赠收入。

大家认为，我国的慈善实践内容日益丰富，而慈善领域的数字化和慈善组织在参与诸如多层次医保体系建设、应急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显示了慈善的当代价值。

会议最后，谢琼副会长兼秘书长做了总结。她指出，今年的慈善年会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发言，多位老师都不约而同的对共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的使命、功能发挥和路径探索进行了讨论。不同视角、学科背景的探讨给大家呈现了慈善和第三次分配的综合面貌，而慈善事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并存，值得动员更多资源大力发展是会议形成的最大共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慈善研究的空间很大。她强调，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基本国情，也离不开几千年来演化出来的文化基因，只有牢牢结合慈善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国情文化，慈善事业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她提出，民间资源与公共资源的结合，法定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的融合，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并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有益作用的必然举措，这值得慈善业界多加努力，也值得慈善学界深入研究。

“全国慈善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是经主管部门批准、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搭建的慈善领域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以后将每年举行一次。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由全国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自愿组成、共同建设的学术家园。公平正义、共建共享是学会的核心价值取向，促进理论繁荣、助力制度建设、推动学科发展、参与国际交流是学会成员的共同使命。让我们为建设一个可以维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不断提升人民福祉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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