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21年年会“落实双碳目标 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在京举办。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摘编：

王毅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一年前，中国的双碳目标提出后，我们的政策日新月异。“十四五”规划对未来5到15年的双碳布局工作已经展开。同时，中国的“双碳1+N”政策体系正在加紧制定中，在中央层面、各方面具体细节上也做了很多工作。近期加强倡导的是坚持全国一盘棋，减少运动式减碳和坚决遏制“两高”项目。“1”就是双碳指导意见；“N”指向一些重要文件，包括：2030年前达峰的行动方案，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支撑措施。覆盖生产体系、能源体系、国土空间结构、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消费、贸易等支撑政策。

在考虑把双碳目标纳入到法治体系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讨论未来关于实现双碳目标的立法计划，统筹执行各类立法，配套法规规章以及标准。另外，“两高”控制上也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制度，并且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更好地落实。

在推动碳总量控制上，与现在的碳市场更好的结合。现启动的以电力市场为核心的碳市场，将考虑如何扩展。另外，就碳的统计核算目前制定的战略、政策、绿色金融等，均为基础性工作，有望将未来的数据平台构建起来。

总之，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整个进程中，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照搬，须探索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道路，重拾边学边干的战略。在制定好短中长期策略的同时，与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发挥绿色领导力，共同迈向低碳、高质量增长的中和。

南川秀树

国合会委员，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日本环境省原事务次官

全球领袖亟需加强合作。人类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才能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为进一步应对全球升温带来的挑战，日本政府就有关措施制定了新的法律，并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尽可能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引导经济进一步脱离化石燃料、促进绿色能源行业发展。94%的日本企业表示将逐步减少碳排放，他们相信能效措施的采用是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银行计划采取货币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日本央行批准绿色融资方案，将向私人金融机构提供零利率贷款支持企业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为了促进有效减排，两国都决定加强转型。中国也一直致力于促进可持续的绿色、低碳发展，逐步减少煤炭消费量。相关法治体系的运营以及煤炭价格走向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中国与日本两国可以在很多领域加强合作，为实现世界碳中和贡献各自的力量。搭建平台引导国际对话与交流，在建设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提升亚洲地区的整体环境质量。

仇保兴

国合会委员，国务院参事

制定减碳路线图应当符合五个标准：安全韧性、成本趋降性、技术可靠性、灰色和绿色系统的兼容性以及进口替代性。我们把目标放在城市为主体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上。首先，城市是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第二，中国城市管辖范围包括农村。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是一边竞争、一边相互学习。第四，最重要的是用自下而上生成碳中和体系。

城市碳中和应该由碳汇、建筑、交通、市政和废弃物处理和工业五个模块联动。选择正确的政策、技术是尤为重要。这种选择是靠千百万的企业科技人员与城市政府联合，根据当地资源和气候条件来获得成功、逐步推广。以交通来说，如果说选择灰氢，排出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更高。再如城市交通，如果用电动车代替燃气车，只减排20%，但电力来源是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电力，则接近零碳。

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建筑用钢筋混凝土筑造，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中，建材的碳排放就占了总排放的60%以上，那么中国的建筑全过程建材绿色化则尤为重要。

废弃物处理也非常重要。一种想法是推行“城市矿山”——如果说我们每年生产的12亿吨钢材采取不锈钢，或者耐火钢，百年以后回收之时这些钢材是没有损失的，这样就把钢铁行业减排带动起来。废水可以集中处理，就近处理、回用。海绵城市也可以进入碳市场，减少热岛效应。

通过采取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方法，按步推进，这样的上下结合才能取得成功。

徐华清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我围绕着准确理解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讲四点认识和思考。第一，理念的引领作用。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用战略来引领绿色低碳发展。二是要坚定不移强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和力度。三是在目标明确政策行动到位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核心的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二，倒逼作用。请大家关注2030年前、2060年前，这两个“前”字展现了强烈的国家战略意图和政治导向，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对科学的尊重。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不是别人让我们做，是我们自己要做，而且要做的更好。

第三，强调有条件的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率先达峰引领示范作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技术能力和水平差异很大。在中国必须有做出表率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我欣赏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科学的认证，判定北京市2012年实现达峰，在“双碳”方面走在前面做出表率。

第四，关注突破。四大革命的突破，包括工业革命、能源革命、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工业革命、能源革命的突破有助于我们率先实现碳达峰，真正要实现碳中和必须致力于实现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谢谢大家！

卡梅拉

国合会委员，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

去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产能达到130GW，占全球增量一半以上，证明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是领跑者。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能源转型展望认为，能效电气化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是主导能源转型的最主要因素。这个路线图能够提供很好的时间表来管理转型，给各成员国提供相应的指导。投资以及政策的选择非常重要，要实现目标，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政策框架。到2030年将带动全球GDP提高2.5%，就业机会也会翻倍。这其中也会提供职业转型的机会，净零路径也能够提高福利。我们将进一步引导全球能源转型朝着更有韧性更加具有包容性和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也希望《世界能源转型展望》能够帮助中国和其他IRENA成员进一步向前走。谢谢。

贾峰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

我想谈消费提前碳达峰的问题。我们现在探讨2030年整个国家碳达峰消费领域可否提前达峰。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消费占碳排放80%左右，中国现在50%左右。国合会的消费研究表示到2050年中国综合能耗跟消费有关的大概要涨到60%。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领域的碳足迹是不断增长的过程，甚至和我们生产领域的减碳相脱离。

日本和芬兰联合开展的研究指出，消费领域大概有六个方面是主要的碳足迹来源，其中食、住、行占了75%。对中国消费者来说，有没有可能中国未来在交通领域碳足迹能够更早达到峰值，没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出现下降。

第二点，我们做了一个小研究，绿色出行个人实践。从去年到现在我个人自行车出行351天，减了2.475吨碳。2020年是我个人通勤领域的碳峰值。上个礼拜生态环境部准备推出一个绿色出行活动，倡导大家绿色骑行通勤。如果能够实现，2020年也将是生态环境部通勤领域峰值年。大数据表明，今年北京市上半年共享单车较前一年增加了20%。这和北京市的政策监管投入是有关系的。北京市最近取消了自行车道里的机动车停车位等问题，马上就要发布《北京慢行系统规划2020-2035年》，并且二环路辅路自行车道路拓宽了1.5米。

公众意识的提高和言行合一，政府政策的投入和跟进，相关企业的加入，那么实现消费领域的跨界合作能够为中国整体的提前达峰和碳中和做出贡献。谢谢。

方莉

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在“双碳”目标宣布以后，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就从为什么到应该怎么做。除了要给出定量分析，更重要的是给出不同路径的成本和效益。按照我们的研究，针对城市领域，用现有的技术加妥善的制度设计和管理，就可以降低排放的40%。

在1+N设计中，有没有可能更早给出总量，才容易建立市场。我们看到日本也有以公共建筑为交易主体，给出清晰的减排目标并进行交易。中国的交易体系虽已经建立，是全球配额最大的交易系统，然而交易量还没有上来。8月23号，中央国家机关发布了“十四五”期间对公共建筑的能耗要求，并且有总量要求，将总量控制在4亿吨，这是非常好的信号。

第二，我们还有很多已有的政策手段可以进行改变，特别是纠正一些市场扭曲现象，比如停止给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停止给燃煤电厂的补贴。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成本已经降低了，低于煤电，可是如果算上储能，它还是没有竞争力，是不是应该有计划的把给煤电厂的补贴慢慢退出。

我还想说绿色金融，一部分是要把金融体系绿色化，另一部分是把我们的钱更多投资于绿色，至少不投资于不绿色的。谢谢。

秦虎

美国环保协会研究总监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多个层次、多个主体来实现，包括国家层面、城市层面和企业。基层政府在这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做一个基层项目时发现，有些基层政府可能会搞运动式减碳，但也有一些基层政府确确实实存在着能力问题。一是他们确实很少有低碳信息，特别是技术信息，为他们提供支撑，比如他们想采购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但按照现有政府采购标准，这不在政府采购清单上，所以很难实现。还有一些，比如建材，有些可能是高碳建材转到低碳建材上，如何跟现有安全标准相衔接，这是他们面临的困难。还有建筑节能方面，搞“光储直柔”技术，我们面临直流设备市场短缺问题。我们下一步开展双减的同时，需要全面在基层层面上做一些考虑，给予一些支撑。谢谢。

王溥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碳中和政策在短中长期内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短期内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侧重是通过行政和财政手段，包括限制两高项目上马，严格实施减量置换，快速遏制碳排放上升趋势，实现历史性的拐点。

中期最重要的政策侧重点应该是市场化机制，包括深化能源和电力市场改革，碳市场完善，以及绿色金融手段。这些政策市场化机制在最近几年内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到2030年、2040年应该会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长期内最重要的是结合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机制，重点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从根本上消除碳排放来源。只有做好短中长期配套策略，才是实现碳中和的一个最优政策选择，谢谢。

本文根据2021年年会“落实双碳目标 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嘉宾发言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