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札记🌱656

记录物种，感悟诗意

四季流转，时光如水，观察记录物种已3年。

2023.8.20.那个午后的雨天，我不经意地邂逅一株四叶草，摘下置于手掌，才惊诧地发现：还有一片全闭合成喇叭形的叶片。那株白车轴三叶草应该是遍体鳞伤、心力交瘁。然而，历经磨难，她拥有着我亲眼见到、但是学术资料并无记载的喇叭形叶片。当时，我前所未有地有一种冲动——记录下自己眸光里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和内心中关于大自然的点点滴滴遐想。

之后的这3年，我多次遇见这样带有喇叭叶的4叶草，清新鲜活，和其他邂逅的以前未见过的物种或物种的某种形态一道，给我的日子里充满新鲜，给我的生命里注入力量。
        更令我恍惚若梦的是，上个月底的绵阳之行，竟让我意外地触及遥远的少年时的梦想，也让我真实地拥抱现在的渐老中的远行：

——梓潼“两弹城”，让我很久很久以后遥想起少年的远方。初中物理知识点记忆深刻：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动量守恒，火箭工作原理，少年的我也曾经立志设计多级火箭，实现教材里激励一代人的“航空报国”。
       ——江油李白故居，让我自然地忆及少年的诗心。从小到大，语文课文每册必有李白：《静夜思》《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送友人》《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少年的我也曾自信胸中诗情澎湃绵延，“孤蓬万里征”！
       ——梓潼，中国民族植物学创始人裴盛基长大的地方。裴盛基先生出生在梓潼农村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里，自幼一边农耕一边读书，14岁考入成都农业学校农学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分配至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植物学在国际学界刚露头角，国内近乎空白。裴盛基带着干粮、词典和一台 120 相机，从怒江峡谷到独龙江畔，白天钻密林，晚上在竹楼上整理笔记，记录下 24 个民族对 3000 余种植物的命名、用途、仪式与禁忌。1982 年，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拉开了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序幕。当我在梓潼不期而遇先生从小应该就熟悉的中华杜英、木本绣球、雄黄兰时，邂逅先生小时候梓潼还无栽种的蓝花楹、天蓝鼠尾草、龙牙花、朱唇时，这些伟树丽花，让我又一次冥冥之中相信：在我穿越短暂的生命的旅途上，记录物种感悟物种，就是心灵对远方的一种注脚。



       记录物种3年，回看以严谨的形态描述扩展至物种应用、诗意（植物文化）、生命远方（道法自然）的札记，其实就是自己继续学习、了解、理解植物文化或者说民族植物学的3年。
       3年里，我的“自然札记”在记录植物物种时，多以一种植物自己观察到的花、果、叶形态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共性形态特征予以简要描述，这是从科普文章的定位出发，便于阅读者认识物种。

说实话，我的札记关于形态特征的文字，很大程度属于学习复习《树木学》《园林树木学》《花卉学》《药用植物学》和查阅《中国花经》等工具书的学习笔记，参考教科书、工具书中精简介绍的该物种的各器官典型核心特征，以自己最简约但突出明显特征的文字，力求准确严谨地描述一个植物物种。
       在不得不参考植物志时，我综述记录一个物种主要形态特征时，一般省略大量非专业研究者不会观察和难以识别的细节，如花的雄雌蕊、子房、柱头、苞片形态记载以及器官、附属物量的记载。因为植物志的记载定位于专业科研、相近物种鉴别，其形态描述‌是对物种全株各器官的形态进行毫米级精度的量化记录，包含长度、宽度、毛被类型、脉序细节、花果期等，覆盖了物种所有可区分的细节特征，极其严谨细致，而我的记录，希望对于阅读者特别是对物种感兴趣的孩子们，能以突出的形态特征迅速认识一个新物种，这才是我写自然札记的初衷。

撰写札记，我一开始就尽可能从植物地理分布、应用、文化价值以及古人、外国人包括我个人穿越生命中，这个物种给予一个民族或者渺小的我个人的记忆、感悟、激励等维度，“天人合一”地记录大自然，这又是我能够坚持虔诚撰写自然札记的动力，因为我希望更多阅读者坚信也坚守：陪伴我们行走的物种里蕴生着远方与诗意……

“Ethnobotany”【“Ethno-”(民族)与“Botany”(植物学)】20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1966年，中国著名植物学家李惠林教授在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讲上，首次使用了“民族植物学”的中文名称。198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植物学倡导者裴盛基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记录了西双版纳当地各民族利用的218种植物及相关传统知识，标志着“Ethnobotany”在中国研究的开始。裴盛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族植物学创始人。
       裴盛基将“民族植物学”定义为：“研究一定地区的人群与植物界的全面关系，包括所有在经济、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在研究这些‘民族植物’的同时，研究社会的结构、行为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下，植物文化研究者认为：“民族植物学”实际上是人文视角下的植物学研究，也可通俗理解为广义的植物文化研究，应更名为“人文植物学”，新名称可以鲜明地强调了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也更为清晰地传达了推广学科关注点：植物不仅是自然资源，也承载着人类的文化、历史、经济、语言和社会实践。

       我们都知道，植物学这门学科是基于人类对植物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在食物、草药和饲料等方面的需求而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植物学学科起源即为早期的民间植物利用文化。人类和植物的关系源远流长、千丝万缕，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民族植物学是一门透视乡村、扎根土地的植物学研究，其原创性知识是从民间调查获得的，来自于书本又在野外调查实践中不断补充前人记录的书本知识。裴盛基认为，这些经过各个民族、各地民间世代积累传承下来的传统植物学知识，早已广泛应用在当地社会的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和文化生活之中。先生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植物有关的认知、信仰、习俗和神话故事等都属于植物文化范畴。裴盛基指出，植物文化不同于科学，但其中却蕴藏着无数的科学未知与秘密，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理想素材，“这些植物文化是老祖宗建立起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这些财富最终成就了云南最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出发，最好的保护便是对这些植物资源的合理和可持续利用。”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贺信中强调：“中国人民自古崇尚自然、热爱植物，中华文明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植物文化。中国二千五百多年前编成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一百三十多种植物，中医药学为人类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植桑养蚕而发展起来的丝绸之路成为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我国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塑造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5年5月30日，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推进生态文化的研究传承、传播推广和转化利用，厚植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意见》明确指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挖掘中华民族通过世代实践探索形成的，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的生态智慧。围绕传统生态文化景观、生态环境治理历史名人典故、绿色低碳的传统生产技艺、地方特色产品和特有物种等重要文化载体，组织开展征集、调查等活动，提炼生态文化内涵和价值，赓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文脉。”

笔者体会理解，搜索挖掘整理传播动植物背后的生态文化，是保护自然、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作为一个林业人，作为物种保护志愿者的一员，就要坚持与全国各地的同行者一起，认真观察严谨记录物种，广泛搜集传播草木文化、生态文化，努力传承祖先留给我们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智慧。

不懈怠，不放弃。

                                     2026.8.20-23.